□周维强
晚清光绪年间，一南一北，一社会底层一社会上层，两个知识人，几乎同时表达了疏远传统义理、训诂学问而接近近代西学的意见并身体力行，这应该是颇含深意的。
这位南方的知识人，即浙江平阳的刘绍宽，北方知识人即天津人严修。刘绍宽是民间塾师，严修则是上层维新人士。
先来看看刘绍宽的看法和他的作为。
《刘绍宽日记》（方浦仁、陈盛奖整理，中华书局2018年版）里有一段话，这是刘绍宽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这一年的日记最后一页的批注：
闱后入震旦学院，虽仅十余日，学问全无所得，而颇知外间学校之规模。自是以后悲悯之念日深，国、身之系日切，较之十年前则大异矣。然从前所为义理、训诂之学，从此遂疏。盖余平生之学问，自六岁入学，至廿二岁而一变，至三十五六岁而又一变也。
刘绍宽的这一段日记可知，他在三十五六岁即清光绪二十九年开始，逐渐疏离了“义理、训诂之学”。中国传统的核心学问训诂之学，刘绍宽不再作专研了。因为这一年秋天，刘绍宽在杭州参加癸卯乡试，返回平阳途经上海，应同乡之邀，偶入震旦学院学习，一下子为拉丁文、英文、算学等西学所吸引。虽然他在震旦学院仅学了十来天，但从此脱旧入新，“平生之学问”至此“又一变也”。
这是晚清浙江平阳社会底层一位民间塾师的见解。
刘绍宽，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卒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字次饶，号厚庄。刘绍宽日记里这段批注说自己“平生之学……至廿二岁而一变”，这应该是清光绪十四年（1888）前后。这之后的日记里可以看到刘绍宽阅读视野的变宽和趋新。《刘厚庄年谱》记载，光绪十六年（1890）：“从鳌江定购《申报》以冀通晓时事。时阅报风气未开，订阅者仅先生一人。”光绪十六年（1890）7月9日刘绍宽在日记里记载：“阅《身理启蒙》，知人身之所以生者，吐故纳新而已。”《身理启蒙》是关于人体生理学的翻译著作。刘绍宽日记里记录的阅读书目，有《康长素学记》《东游日记》《日本国志》《教授学》《学校管理法》《算学公式及原理》《初等代数学讲义》《几何原本》《理学钩玄》《原富》《名学》《群学肄言》《文学兴国策》等。另外他还记录了读书的体会和感想。《东游日记》是平阳人黄庆澄（字源初）考察日本所得。黄庆澄也是刘绍宽的友人。刘绍宽日记写道：“读黄源初《东游日记》。源初谓东人学会甚多，甚为有益，鄙意亦如此云。”《教授学》是日本学者汤本武比古的著作，最早连载于王国维主编的《教育世界》杂志，后出版了合订本。这部书以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教学形式阶段理论为撰著的学理基础。刘绍宽阅读后在日记写了篇幅比较长的摘录和感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5月27日的日记里，刘绍宽的一段话尤其令我们感佩他的阅读理解力和思想的深度：“法国笛卡儿谓：凡学当以怀疑为主，于疑中求信，其信乃真……学中精神者何？即常有一种自由独立、不傍门户、不拾唾余之气概而已。”
上举刘绍宽日记里的阅读新学书籍的例子，可知他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这一年的日记的最后一页批注的这段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前因后果的。
与这位浙东民间塾师刘绍宽相映照，我们在《严修日记》（严修原著，陈鑫整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里看到了相同的思想和作为。
清光绪二十年（1894）8月，严修奉旨提督贵州学政。三年贵州学政任上，严修力倡新学，转移贵州学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9月19日的日记里，严修记录了他在贵州发现的各类人才，其中多有学习和掌握“新学”的，兹举两例：“福田之于洋文、算学俱有妙悟……”“普定黄生禄贞：气平静，与人无争，心思栗密，尝以己意造正弦表，绘自行车图……”
严修，号范孙，天津人，盐商世家出身，清光绪九年（1883）进士。当清光绪二十年（1894）夏秋严修赴任贵州学政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此役以清帝国大败而终，朝野震动。严修到任贵州，上奏光绪，奏折中说：“……育才尤今日之急务。贵州士子大半心思静细、气质沉潜，于格致之学极为相近。所惜僻居边峤，风气未开……”为开贵州之风气，严修上任时就带去了十四箱新学书籍，在贵州又力促开设官书局，翻刻新学图书，自己还经常写信给家人、朋友或门生，让他们源源不断地寄书，寄来的这些书里有《译书事略》《格致书室书目》《广学会书目》《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代数学》《数学理》等新学图书。这是些什么样的书呢？可举几种看一看，例如《西学书目表》，系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译书目录，收录约300种译书，以表格形式著录书名、译者和出版信息，采用学、政、杂三部分类体系，涵盖算学、重学、史志、官制、游记、农学等近三十个门类。再如《代数学》《数学理》这两部书，则是英国数学家棣么甘的著作，李善兰、傅兰雅等翻译。严修的学生陈宝泉后来说，严修先生在贵州改革教育，办新学堂，捐款购书，垫资“运费数万金”把书输入贵州，“贵州新学之萌芽自兹始”。陈宝泉留学日本，做过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师大前身）校长，离任时，全校师生一致挽留。
和严修日记里所记载力倡新学相呼应的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严修写信给远在天津的长子智崇，详示读书治学的门径，尤有意味：
总而言之，有当熟读者，有当常看者，有当备检者，有当精习者。《九经·语·孟》《近思录》《史》《汉》《韩文选读》，当熟读者也。《通鉴》《明史》《十朝圣训》《经世文编》、西洋格致诸书及近事汇编、岁计政要之类，当常看者也。《通礼》《皇朝三通》《五礼通考》，西洋各式之图、各类之表，当备检者也。古文、算学、化学、洋文，当精习者也。准此为之，十年之后，规模亦略具矣。训诂之学、金石之学、校勘之学，虽不学可也。骈文、古近体诗，不学可也。极而言之，时文、试帖、律赋，不学亦可也。字则小楷最切用，求速求匀，而能事毕矣。篆隶不学亦可也。
这封信收入齐鲁书社1990年出版的《严修年谱》。这部年谱，为严修生前所自订，后经高凌雯补、严修侄孙严仁曾增编。
上举刘绍宽日记和严修日记、书信可知，到了晚清，社会底层有识之士和上层维新人士，他们的认知框架里，放在第一位的、必须精习的学问是“古文、算学、化学、洋文”。“古文”可以代表中国文章之学；“算学、化学”可以看作近代科学的代表；“洋文”则既是和“洋人”沟通、交流所必不可少的语言工具，也是“师夷之长技”所不可或缺的语言工具。至于“训诂之学、金石之学、校勘之学”，则一时之间也派不上经国济世之大用，可视作不急之务，则“不学可也”。晚清，“洋人”以坚船利炮打上门来，虽“劳师远征”而横扫大清之国军，如入无人之境。清帝国内外交困，民穷国弱。清王朝内部有见识的士人，都看到了西洋科学技术的强大，更有见识的如郭嵩焘尤其看出了清王朝和大英帝国之间制度差异而导致的大清帝国的衰败。从知识系统来看，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已经不适应这个近代世界所需，或者说已经不敷所用；近代文理法商农工医“七科之学”亟待引入并建立。维新之舆论，朝野四起。刘绍宽、严修的思想和作为所表达的，也正是晚清朝野知识分子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看法。
从上述刘绍宽日记和严修日记、书信可知，从严修到刘绍宽，从在朝到民间，光绪年间清帝国学风丕变已经是大势所趋，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下诏废止科举，虽是无奈，也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中国的学问体系、中国的知识体系，从“四部之学”转型为“七科之学”，从传统转型到现代，转折点在光绪年间形成了。
从那时到今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的现代知识体系已经牢固地建立了起来。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建立，也使固有的传统学问在新的知识体系结构里做了新的嵌入，传统的“训诂之学、金石之学、校勘之学”接受西学的熏染，或者说在东西融汇中完成了自身的现代转型，成为现代世界里有益世道人心的新学问。我们今日应该不会有严修、刘绍宽那时面对西学、面对近代世界自感旧有学问不敷所用的焦虑了。我们今日完全可以说：“训诂之学、金石之学、校勘之学”亦可学也。因为现代知识体系在中国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旧学问在新世界里获得了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