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畅
前不久，我在绍兴上虞关宝琮艺术馆接待著名文物鉴藏家关宝琮先生。在谈到考古鉴藏时，关宝琮先生说：“有人把考古鉴藏比喻为商品‘开盲盒’，这不够准确。至少有一点，‘开盲盒’往往有预设的目标参照物，而考古鉴藏的发现，是不可预设的，也是无法想象的，它始终向人们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神奇的故事。”
在他看来，考古鉴藏除了能够发现许多熟悉的、具迭代性的文物外，更大范围上说，是在打开“一扇扇新的不知道的世界的窗户”，彰显着文物中沉甸甸的历史分量、文化厚度和科学情怀。因而，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远比商品“开盲盒”有意义，也更快乐，快乐也更持久。
事实上，关宝琮先生的这份体会和感悟，也是他从实践中获得的。上世纪70年代，他为编著《中国古代陶瓷造型与装饰》，携夫人路桂筠教授开始了长达两年的资料收集，奔赴全国各地考察有代表性的古窑口。他告诉我：“尽管工作很疲惫，用‘风餐露宿、宵衣旰食’来形容也不为过，但面对考古鉴藏的成果，我们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很快乐也很欣慰！”是啊，这既是一本系统介绍中国古代陶瓷造型与装饰“有图有真相”的专业书籍，也成为他们在考古鉴藏路上与“发现”相伴相生、与“快乐”共情共鸣的一个重要见证。
说到底，考古鉴藏远比“开盲盒”快乐，是因为文物总是在展现它应有的魅力——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进而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比如海昏侯墓出土的1200枚《诗经》，写有“诗三百五十篇、凡千七十六章，七千二百七十四言”，证明海昏简《诗经》是全本《诗经》，这也是秦汉时期全本《诗经》的首次发现。莫要小觑这一考古鉴藏成果，诚如专家所言：“海昏侯《诗经》简的出土，无疑是一块重要的拼图，既丰富了《诗经》学渊源，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诗经》解释传统的形成，进而更好理解和发掘中国古代《诗经》学的特质。其中所蕴含的文化能量与学术潜力，必将持续发酵，深刻影响未来数代学人对中国古老文明源头的认知与想象。”考古鉴藏能收获如此意想不到的学术成果，何其快乐！
考古鉴藏之所以受到人们青睐，还因为新的发现成果总是在析疑匡谬，校正一些有失公允的传说。就比如，史书称刘贺不学无术、荒淫无度，而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展出的海量文物则推翻了单一历史标签，还原出一个立体鲜活、兼具学识与生活情趣的西汉贵族人物形象。馆内展出的儒家简牍、镌刻孔子圣贤画像的衣镜，佐证刘贺常年研读经典、尊崇儒学；实用青铜温鼎、焚香博山炉等生活器具，则勾勒出他热爱饮食、注重养生、追求雅致日常的一面。当考古鉴藏成果完全颠覆曾经深深印入公众脑海的刘贺形象时，人们除了惊讶、惊喜，还为来自考古鉴藏的感染力而叹服。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者，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第一手资料。史书可以含糊其辞，但沉默的文物会带我们接近最真实的过去。事实上，这也是考古鉴藏对历史负责的生动体现。比如上世纪20年代开始，顾颉刚、钱玄同等一批学者对许多古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梳理辨析，却也出现了不少失误，包括将一些非伪作品误判为伪书。最典型的就是因为《老子》中有几句话与《荀子》中的几句话相同，便将《老子》一书误判为战国末期至汉初的杂糅之作，以致《老子》一书在先秦思想史研究中一度被边缘化。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地下发掘证明，是荀子未加说明地抄录了《老子》的内容，疑古派的结论是错误的。随着“冤案”得以平反昭雪，那种由考古鉴藏剥壳见笋、拨云见日带来的愉悦，诚非旁人所能体味。
考古鉴藏远比商品“开盲盒”快乐，其快乐中伴随着考古鉴藏人的勤奋、智慧与坚韧，更融入了他们难能可贵的对于保护文物的敬畏、责任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