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子
第一次看到《猫鱼》这个书名，因为自己不是上海人，完全不知道“猫鱼”是什么意思，后来特意去查了才知道，原来是上海话里猫吃的鱼，也指代那些简陋的、将就的、不起眼的东西。然而，一个连书名都没看懂的人，就这么莽撞地翻开了第一页。
陈冲在书里写她小时候住过的平江路170弄老房子，写那个年代上海的弄堂、亭子间、阁楼，写家里人的吃饭穿衣、迎来送往。她写得不急不慢，像是在收拾一个旧抽屉，一件一件拿出来，每样东西上都沾着灰，但吹一吹、擦一擦，都还在发光。书里最特别的不再是她的“明星光环”，而是她写的那些特别小的东西：一件两用衫怎么从妈妈传给女儿，袖口磨了翻一翻接着穿；粮票怎么换鸡蛋，外婆在灶台上一笔一笔算着过日子的账；在当时谁家有一台缝纫机就是了不起的家当，邻居都要来看一看、摸一摸。这些细节太具体了，具体到我一个没在上海生活过的人，都能在脑子里拼出一个完整的、有气味的年代，那是老弄堂的气味，也是她记忆里的潮湿。
她写小时候的早饭，泡饭配咸菜，碗里映着窗户透进来的天光。我的家乡话吃早饭就叫“吃天光”，意外地和这个场景相契合。想起在我小的时候，虽然年代不同，但也是这样的柔光，也是这样安静的早晨，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大人坐在桌边不说话，埋头吃自己碗里的稀饭。现在才意识到，那热气腾腾的安宁，是记忆深处的渴望，也是再也无法复刻的回忆。
陈冲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她不是在做关于上海的历史考据，也不是在写场面宏大的家族史诗，她就是一个人在那儿讲自己小时候的事，讲着讲着，一个时代就从她文字里长出来了。她写外公张昌绍，写药理学家在战火里做研究，实验设备被打碎了，蹲在地上捡碎片；写母亲张安中，写神经生物学家怎样一步一步从上海的小阁楼走到学术的殿堂；写姥姥史伊凡，写那些被时代冲散又重新聚拢的人。这些人物命运的背后是时代的变化，是岁月的变迁。但她不急着给那些岁月贴上标签，她只是说，那天发生了什么，那个人做了什么选择，后来怎么样了。她写得很克制，但克制平淡的文字，读着越觉得心里发紧。
她写弄堂里的女人们晾衣服，竹竿架在两家窗户之间，衣服滴下来的水落到底下人家的窗台上，底下那家也不恼，喊一嗓子“侬衣服滴水啦”，上面就应一声“晓得勒”。就这么几句对话，弄堂里那种热热闹闹又彼此体谅的气息，那个年代的邻里关系全出来了。我一边读一边想，现在的商品房小区里，同一栋楼里住了三年也许都不会和对方产生太多的交集，那种人和人之间又近又松的关系，好像早就没有了。
书里还有一个段落，是她写自己离开上海之后对那座城市的记忆。她说记忆不是连贯的，是一帧一帧的画面，像老电影断了的胶片，接不上了，但每一帧都清清楚楚。在生活中也会有很多这样的瞬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不记日记的话，根本记不住在某一天发生的完整故事，但记得某一个下午里的光线，记得某个人在一次谈话中的语气，记得某道菜弥漫在空气里的味道。
“猫鱼”这个词，是读完这本书以后越想越觉得好的。这个词说的不只是物质匮乏年代里的将就，更像是在说，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不起眼的、猫吃的东西，其实才是真正喂饱我们的。大事件大转折当然重要，但真正撑起一个人的，是那些细碎的、微小的日常，是小时候长辈忙忙碌碌做饭的背影，是孩子在台灯下完成作业的侧脸，是冬天早晨碗里冒起来的一缕热烟。它们太小了，小到我们平时不觉得，等到它们都消失了，才发现原来是这些东西在托着我们。
陈冲在书里介绍自己有一个习惯，她说每到一个新地方，最郑重的自我介绍就是四个字：我叫陈冲。她用文字把那些快要散掉的碎片一片一片捡回来，拼在一起，然后告诉我们：你看，这些不起眼的东西，才是真的。
上周，我也翻箱倒柜地找出了20年前的相册，在没有手机拍摄的年代，胶卷里的照片都被安放在一本本相册里。看着那些模糊的光影，那些消失的人和记忆，慢慢地在脑子里再一次展开。那些闪闪发亮的碎片，不在别处，就在每一个认真活过的日子里。读完了《猫鱼》也像是被提醒了，该回头看看自己那个旧抽屉了，那些被遗忘在角落里的日常，也许正是我们最该一次次反复打捞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