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杰
浙江省博物馆馆藏文物宁波万工轿，又称“百子轿”，是清末民初由上海“聚成号”贳器店耗时十年，聘请十余名宁波能工巧匠，耗费一万多个工时打造而成的豪华花轿。
万工轿采用朱金漆木雕工艺，雕刻有250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及大量吉祥图案，是浙东朱金漆木雕工艺的杰出代表，因需要八人抬行，故称“八抬大轿”，是现存世界上最豪华的花轿。
“八抬大轿”的形制，清代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一书中记载：“俗谓之八轿者，以舆夫有八人，前后左右各二，曰开杠……舆前无所阻碍，古所谓起居八座者是也。轿之四周，帷以绿呢。”这就是地方总督、巡抚和钦差大臣、学政等大员可以乘坐的绿呢“八抬大轿”。
那古代官员是什么时候开始坐上轿子的？
轿子的根，扎在四千多年前的夏朝。《尚书》载大禹治水“予乘四载，随山刊木”，其中的一句“山行乘欙”，便是最原始的过山肩舆。古人去轮抬厢，两人前后扛抬，远看如桥悬空，上古“轿”“桥”相通，正源于此。
先秦至秦汉，肩舆多为皇室专用，称“辇”，是帝王后妃的代步特权，抬轿人数少，形制也简单，只为避险路、显尊崇。隋唐承袭旧制，轿子仍属少数人专属。唐代禁令严苛，“百官出入皆乘马”，非老弱病患不得乘用，平民更无缘触碰。阎立本《步辇图》中，唐太宗李世民会见使臣，乘坐的也仅是两人抬的步辇。
轿子真正普及，始于南宋。南宋偏安江南，路湿多雨，宋高宗特许百官乘轿，轿子从特权走向一般官场。
明朝官员普遍坐轿子，稍有些身份、地位之人也坐轿子，甚至乡村小地主“人人皆小肩舆，无一骑马者”。号称弓马打天下的清朝王公贵族入关后也陆续坐起了轿子，不仅文官坐，武官也喜欢坐。当时限制轿子规模，明代弘治年间曾明令：文武官员乘轿，仅限四人扛抬，擅用八人者严惩。
清代规制更细，三品以上京官，在京四人抬，出京方可八抬；外省督抚、钦差大臣，标配八抬大轿；四品以下官员，在京二人、出京四人；武官严禁乘轿，违者革职查办。轿顶装饰、帷幔颜色、轿夫服饰，皆按品级定规，一眼便知官阶高低。那时候八抬大轿出行，鸣锣开道、肃静回避，路人避让、官吏迎送，轿子成为等级和权力的象征。
作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升为正三品大员后，按规定可乘八抬大轿。但他秉持低调内敛的处世哲学，拒绝更换轿子颜色、减少护轿人员，仍乘坐蓝呢轿，甚至省去扶轿之人。此举体现了他“水满则溢、人满则忌”的官场智慧，赢得“位高轿低”的赞誉。
明清中后期，八抬大轿走出官场，成为婚嫁顶配，完成了从权力符号到吉祥寓意的转身。古人婚嫁重“明媒正娶”，八抬大轿接亲，象征门第体面、新娘尊贵。民间俗语“八抬大轿抬进门”，既是婚礼盛况，也是对婚姻的郑重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