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晓春
一个副刊，映照一座城市的文脉记忆，也浓缩一段中国近现代晚报发展的历程。今年5月1日，《新民晚报》推出“夜光杯”创刊八十周年特刊，同步发布的《〈夜光杯〉大事记》，系统梳理了这一经典副刊八十年的风雨历程。这份珍贵的纪年史料，为研究新民晚报副刊史乃至中国晚报副刊史提供了重要线索与依据。
仔细研读，笔者发现有一处长年被袭用、始终未予勘正的史实讹误。据《〈夜光杯〉大事记》载：“1956年5月1日，副刊更名为‘繁花’”。然而，笔者专程去图书馆核查了当日原版《新民报·晚刊》，版面中并无刊名“繁花”之副刊。显而易见，大事记中这个沿袭的说法，与事实不符。
“繁花”刊名启用于何年
追根溯源，这一谬误最早见于2004年8月新民晚报社编纂出版的《新民报——新民晚报七十年史：飞入寻常百姓家》。据该志书载：“‘繁花’是自1956年5月1日起使用的，当时另一个文艺副刊名为‘红雨’。”
新民报史一经面世便成为业界研究、院校学术、地方文史等引用的权威范本。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一博士学位论文，即后来正式出版的《新民晚报副刊研究》一书，直接照搬此谬误。2010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发展研究》，不仅沿用该差错，还附会转引《上海新闻志》载称：“1958年4月1日，《新民报·晚刊》正式更名为《新民晚报》，因纸张关系，报纸减缩篇幅，日出四开一张，副刊亦并为一版，刊名采用《繁花》。”
为此，笔者再次赴图书馆核查同期原版报纸，依旧未见刊名“繁花”副刊的相关记载。
既然1956年、1958年年份都不对，那么“繁花”这个刊名究竟是哪一年启用的呢？其实正确的答案2000年版的《上海新闻志》早就记载在案——“1960年5月，文艺性副刊取名《红雨》，综合性副刊取名《繁花》”，只不过是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而已；所谓的“1958年刊名采用《繁花》”之说，仅仅是该书前后自相矛盾之一说。
二十余年来，鉴于《上海新闻志》《新民报——新民晚报七十年史：飞入寻常百姓家》等的影响力，几乎没人提出质疑。后续学界论文、资料汇编层层转引、以讹传讹，让原本简单的史实偏差，最终演变成多种错误的版本。八秩光阴倏忽而过，站在“夜光杯”创刊八十周年的节点上，正本清源、还原其刊名更迭的经过细末，具有特别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夜光杯”与“三乘马车”
“夜光杯”刊名并非一成不变。《新民报·晚刊》办报过程，它几经更名，先后用过“夜店”“晚会”“红雨”“繁花”等刊名，也经历过版面整合、无专属刊名的特殊阶段，皆是有据可考的历史事实。作为《新民晚报》的金名片，“夜光杯”随报纸沿革迭代、与时代浪潮同行，其刊名演变轨迹，堪称半部中国晚报副刊史之缩影。
1946年《新民报·晚刊》筹办期间，副刊名号久议未决。赵超构、程大千（程沧）、张慧剑等报界同仁，于上海街头某菜馆小聚，席间商议副刊名号，几番斟酌皆无合意之选。酒至微酣，众人举杯之际，主编张慧剑触景生情，脱口吟出王翰名句：“葡萄美酒夜光杯！”
朗朗诗句落定，“夜光杯”刊名应运而生。
1946年5月1日，“夜光杯”副刊正式与读者见面。张慧剑在发刊词《释夜光杯》中提出，办刊当秉持“轻侠之气”，称其为“最能了解人生真理的诗人们所应有的特禀”，并寄语：“好好发扬你的轻侠精神，并扩大你的视野，多为人民大众的生活福利说几句话吧！”
“夜光杯”刊名雅致隽永，版面文情并茂，甫一问世便风靡沪上。赵超构开设经典专栏“今日论语”，针砭时弊、贴近民生；夏衍执笔“桅灯录”，见解独到，文思深邃。报社特邀柳亚子、曹禺、吴稚晖等35位文坛翘楚为常驻撰稿人，一时文风鼎盛，成为沪上读者不可或缺的精神读物。
创刊不过数月，副刊影响力不断扩大，原有版面难以承载读者需求。1946年8月21日，报社调整人事编排，吴祖光接任“夜光杯”主编。为丰富扩充版面内容，新增设两大特色副刊：柯灵主编的“十字街头”，聚焦市井民生，回应市民生活诉求；李嘉主编的“夜花园”，主打文娱消遣，风格轻松闲适。一写实、一怡情，与“夜光杯”组合成“三乘马车”，搭配精妙，相映成趣，构成民国时期沪上报坛独树一帜的副刊格局。
柯灵主编“十字街头”期间，上海市长吴国桢召见赵超构施加压力，不能用“危险分子”，然赵超构据理力争，支持柯灵主持人间正道（柯灵《煮字生涯》）。到了1948年6月，随着时局的动荡，柯灵主编的“十字街头”还是被迫停刊，报社新辟“文化走廊”代之。
1947年2月，吴祖光主编的“夜光杯”因刊登政治讽刺诗《冥国国歌》，触怒国民党当局。当晚报社主事陈铭德、邓季惺及赵超构被市党部主委方治召至百老汇大厦训斥。老板陈铭德四处求情，总算以停刊一日平息风波。赵超构撰文评述此事，说：“正如一个人患了流行感冒，自动上床躺了一天，以防病势加重——如此而已。”还有更搞笑的，编辑吴祖光与“夜花园”李嘉换了把交椅，算是遮人耳目的“撤职”。不过二人因局势趋紧，不久即离开晚报。
从刊名迭代，到“双副刊”崛起
1949年前后，沪上白色恐怖笼罩，报业处境维艰。《新民报·晚刊》始终坚守出版阵地，从未停刊中断，照常每日发行，延续一贯亲民通俗的办报传统，获得市民信赖与认可。
当时的“夜光杯”主编袁水拍已走避香港，由报社校对工刘岚山临时接手。在极其险恶的办刊环境下，他始终守护着“夜光杯”，经他手编发的版面“没有一篇反共反苏反人民的稿子”，被老报人张林岚称誉为“桅灯下的留守者”。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新旧时代更迭，报纸与副刊亦迎来历史性变革。6月16日《新民报·晚刊》改版，统筹整合原有“夜光杯”与“夜花园”副刊，重新推出“夜店”“虹彩”两个副刊，开启新时代晚报副刊新的篇章。
改版后的“夜店”定位清晰，开场白明确其初心：“这家夜店，是属于创造新上海的市民，并为了建设新上海的市民”。“店是小店”，但可以把它当作一家“茶馆”、一个“广播电台”、一间“小吃店”。“夜店”成为新时代市民交流思想、抒发心声的公共园地。赵超构特意于改版当天的副刊发表《放胆写吧》，鼓励广大创作者走出书斋、扎根生活，用笔墨记录崭新的时代风貌。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物资匮乏，全国上下大力推行节约运动。1949年8月1日，《新民报·晚刊》响应号召缩减版面，报纸“从两张减为一张”，“夜店”“虹彩”随之合并，更名为“晚会”，“篇幅几乎缩小了三分之二”。编者在《关于改版》启事中详细说明改版缘由，要求“又简又精”，文章更要“短小精悍，言之有物”，使其成为“瓦解旧上海社会思想的匕首”，“改造旧生活态度的良药”和“建设新上海英勇事迹的忠实记录”。
岁月前行，报业境况稍有好转。1951年1月16日《新民报·晚刊》版面再度扩容，恢复对开一大张四版，在保持原有“晚会”副刊的基础上，新增设了“夜校”“新家庭”“新上海”“新影剧”“新音乐”“新评弹”六大专副刊。报社在前一天的启事中宣称：“原有风格，完全保持。新添材料，更加充实。密切结合市民需要和工余生活，特别注重工商业务和家庭幸福。”
1952年，上海私营报业普遍遭遇经营困境，整体生存压力陡增。《新民报·晚刊》同样受到冲击，发行与广告业务均面临严峻挑战。为顺应行业大势、保障报纸正常存续出版，1952年5月1日报社再度大幅调整版面结构、精简栏目，撤销“晚会”“夜校”等传统专副刊，替换成《读报参考》《读者俱乐部》两大实用版面。
这一时期，晚报副刊彻底转变风格，淡化传统文艺随笔属性，偏向知识普及与大众互动。报社刊发的《告读者》写道：“读者俱乐部是读者自己的俱乐部，从开放之日起，我们欢迎读者来讲故事、谈电影、猜谜语、下棋；同时欢迎供给集体游戏、科学游戏、智力测验、时新菜单、组字赉等等材料。”
传统文艺副刊内容，几近淡出报端。赵超构后来在接受采访中忆及这段经历时说：“那个时候，我每天不是写文章。我的任务是每天把日报的重要新闻一条一条地改写，写成非常口语化的样子，给上海的里弄做黑板报的材料，还组织了报馆里面的同志到里弄里面去读报。”（《办晚报的经验谈》，《新闻战线》1984年第10期）
1952年末，上海新闻行业完成思想改造工作，全市私营报纸推进公私合营改革，《新民报·晚刊》步入新阶段，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唐云旌、沈毓刚、吴承惠、乐小英、董天野等一批原《大报》《亦报》资深海派报人加盟，为副刊注入强劲的新生力量。
报社重新规划版面布局，重启“双副刊”并行格局，一版坚守传统小型报文艺雅致风格，一版尝试开辟时事性新副刊，侧重于时事评论、社会杂谈，贴合时代热点。这一阶段，“双副刊”均未拟定专属固定刊名，灵活调整、随势而为。1953年6月1日，报社曾推出双周刊《文艺书刊》，专注文艺作品评析、文学理论解读、书画音乐鉴赏，成为过渡时期重要的文艺版面。
1956年，国家施行“双百”文艺方针，文艺创作、报纸版面空前活跃。赵超构身兼报社社长、总编辑双重职务，主导报社各项改版革新工作，将时事类副刊重新调整回归文艺属性，依旧未设固定专属刊名。同年，赵超构特意撰写《祝贺副刊的繁荣》一文，向社会发声，纠正长久以来“副刊即报屁股”的偏见，呼吁全行业重视副刊价值、提升副刊地位。
“夜光杯”副刊史上最为遗憾的一件事，也发生在这一年。那就是首任“夜光杯”主编张慧剑，“觉得自己跟不上时代，主动要求离开。”（《92岁张林岚〈新民报〉旧事》）一代副刊大家，有“副刊圣手”之誉的张慧剑，最终就此终结报业生涯，令人唏嘘不已。
令人欣慰的是，《新民报·晚刊》“双副刊”在摸索调整中持续发展、日臻成熟。既承袭“夜光杯”雅俗共赏、贴近市井的本色，又吸纳沪上《大报》《亦报》灵动凝练、意趣盎然的文风，逐渐形成“杂、俗、新、实”的鲜明特色，成为晚报一大亮点。
定名“繁花”，再到“夜光杯”回归
1960年5月1日，《新民晚报》“双副刊”终得定名。报社正式敲定刊名：文艺类副刊定名“红雨”，综合类副刊定名“繁花”，同时明确两刊的功能定位、文风导向与组供稿标准。
“红雨”副刊于《读者·作者·编者》栏目，清晰界定办刊宗旨：聚焦时代风貌与市民生活；深耕文艺评论，解读影视、书画、戏剧佳作，提升大众审美；普及文艺知识，传播正向文艺理念。“繁花”虽未刊正式发刊词，却包罗时政杂谈、社会随笔、生活资讯、文史掌故等，内容更宽泛、题材更驳杂，与侧重纯文艺路线的“红雨”形成功能互补。当日，赵超构在个人专栏“随笔”刊发短文《五月花光红似火》，文字温婉含蓄，虽未直接提及副刊，却暗藏时代心境与文人感慨。
“红雨”与“繁花”两大副刊齐头并进，气势蔚为壮观，然存续时间并不长。受纸张、版面等多重因素影响，1961年2月1日《新民晚报》再度改版，缩减为四开一张四版，“红雨”并入“繁花”，两刊并立格局就此终结。此后，“繁花”作为晚报唯一的综合性副刊独立存续，刊名沿用直至1966年晚报被迫停刊。
时光进入1982年，与读者暌隔16年之久的《新民晚报》复刊。为赓续副刊文脉与传统、留存几代读者集体记忆，报社决定恢复经典副刊“夜光杯”名号。赵超构主张将其打造成综合性“双副刊”，“读者对象应该把8岁到80岁都包括进去”。至此，“夜光杯”迈入大副刊发展的黄金时代。
始创于1946年，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报纸副刊“夜光杯”，几经风雨沉浮终重返沪上报坛。
八十载笔墨相传，文风湿润如初。从初创扬名上海滩，到新旧时代迭代革新，从风雨动荡停刊沉寂，再到改革开放浴火重生，一批又一批报人薪火相传。如今的“夜光杯”风华依然，成为全国副刊标杆与海派经典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