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忠富
提起江南市镇，人们往往会想起如今的周庄、乌镇、南浔，小桥流水、白墙黛瓦，充满了诗意。但读过杨茜的《市镇内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9月），便会意识到：这些古镇当年并非只有文人笔下的田园风光，它们更像是一个个微缩版的江湖——有创业者的雄心，有家族的兴衰，有利益争夺的刀光剑影，也有地方治理的智慧与困境。
江南市镇研究一直是明清史的“显学”，但以往成果大多集中在经济层面——市镇如何发育，市场网络如何形成，商品如何流通。杨茜这部新著则另辟蹊径，把目光投向了市镇中的“人”，确切地说，是那些主导市镇命运的权势阶层。她的核心问题是：在大规模发育却又“非建制”的市镇中，谁来管事？怎么管？管出了什么样的社会？
书中描写的晚明江南市镇，充满了戏剧性。以常熟何家市为例，何氏家族曾显赫一时，嘉靖、万历年间，何钫、何矿兄弟先后中举入仕。但科名断层后，家族迅速衰落，市中崛起的杨氏与之势同水火。一场围绕“役夫之死”的谣言风波，最终导致何氏被逐出以自己姓氏命名的市镇。类似的故事还有老徐市的徐氏，因嫡庶之争、兄弟相残——昌祚杀姑、鼎祚告兄、昌祚自刎，最终家族凋零，“徐”姓也被从市名中抹去。而长泾夏氏、紫堤村侯氏、南翔镇李氏等一批名门望族，则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大动荡中轰然倒塌。
这些并非猎奇，而是揭示了一个被经济史叙事遮蔽的事实：江南市镇的繁荣，从来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每一座因姓氏而名的市镇背后，都有一个家族苦心经营的历史，或借土地开发积累财富，或靠商业贸易赚取资本，或凭科举入仕抬升身价，而这些家族一旦衰败，市镇的权力格局便随之洗牌。杨茜用了一个精准的概念——“士绅化”来描述这一过程：从早期的“赀郎”（靠财富捐纳功名）到后来的“制科官”（正途科举出身），市镇权势阶层的构成在不断演变，每一次演变都对应着地方社会秩序的重新整合。
书中尤其引人深思的是关于市镇“非建制性”的讨论。明清江南市镇在清末新政之前，始终未被设为正式的行政区划。它们自然生长于都、图、里、保等基层区划之上，边界模糊，却实实在在承载着大量居民的日常生活。这意味着，市镇的公共事务，如修水利、办慈善、兴文教等，大多依赖地方力量的“自组织”。于是，市镇便成了一个奇特的治理空间：既无正式行政编制，却又必须解决所有聚落都会遇到的公共问题。这种“非正式自治”的状态，当水利、赈济等需要跨区域协作时，市镇的“非建制”身份往往成为掣肘，利益博弈与权势较量随之浮出水面。
从这里出发，今天的读者不难联想到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许多议题，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大批经济强镇，同样面临着“脚大鞋小”的困境，它们经济规模堪比城市，管理权限却仍是乡镇一级。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治理权限，都在考验着现有的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晚明江南市镇用几百年时间证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当聚落的发展速度超出了制度供给的步伐，要么通过调整区划来适应现实，要么就得依靠充分发育的社会力量来弥补制度的不足。当下中国一些经济发达镇的“强镇扩权”改革，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一逻辑的回应。
当然，书中的晚明江南与社会秩序比较稳定的当下不可同日而语，彼时的市镇是商业化和人口流动的产物，面临着赋役不均、阶级矛盾、宗族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一些市镇的“自治”更多地表现为权势阶层的利益垄断而非公众参与。但正是因为把这段历史讲得足够具体、足够复杂，杨茜反而帮我们避免了一个常见的陷阱——把历史和现实做简单的类比。她笔下那些家族的兴衰故事，告诉我们一种理解基层社会的思维方式：任何治理都发生在一个具体的、有人有地有利益的空间里，而空间的活力，取决于身处其中的人们有多大的可能性和动力来解决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