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诚龙
袁枚对修改文章，是保守派，不是激进派。激进派是三分写、七分改，文章不厌百回改，文章是改出来的；保守派是七分写、三分改，文章百改面目全非，文章是写出来的。
袁枚多次聚焦文章修改，论写与论改，不同时候有不同偏重：有时说，改比写重要，“改诗难于作诗”；有时说，写比改更重要，“然而天机一到，断不可改者”。他对文章修改的基本看法是：“诗不可不改，不可多改。不改，则心浮，多改，则机窒。”美人天生丽质，出得门去，也得整整衣裳；丑女出门，更得涂些脂抹点粉，然则若脂粉打得城墙厚，则女人之美，已然废了。
改一定比不改好？袁枚说不一定：“王仲圭‘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城墙’最浑成，荆公改为‘奏罢《长杨赋》，尘埃看城墙’，以为如是乃健。”袁枚认为是不改还好，改后便差。刘攽有诗：“明日扁舟沧海去，却从云里望蓬莱。”王安石改“云里”为“云气”，袁枚嗤之以鼻，说荆公如此改，“几乎文理不通”。王安石名诗：“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出自苏子卿之诗“只应花是雪，不悟有香来”，袁枚说这么一改，“活者死矣，灵者笨矣”。
袁枚对王安石改诗之评价，当然只能作一家之言，尤其是他对王安石观感一直不佳，甚至有些厌恶：“王荆公矫揉造作，不止是施之政事也。”情人眼里出西施，恨人眼里皆东施，袁枚评王荆公改诗，未免情绪式评论，“日斜奏罢《长杨赋》”，王公改为“奏罢《长杨赋》”，感觉改得失了神韵，而“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改得并不那么难堪。
袁枚说了一则改诗失败的例子：方扶南曾写过一首《周瑜墓》，一改二改三改，袁枚看来，越改越差，初稿是“大帝君臣同骨肉，小乔夫妻是英雄”，袁枚说，这一句“可称工矣”；作者第二稿改为“大帝誓师江水绿，小乔卸甲晚妆红”，袁枚说，“已觉牵强”；作者第三稿改为“小乔妆罢胭脂湿，大帝谋成翡翠通”，袁枚说：“真乃不成文理。”写诗如作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四而败了。
袁枚不只是说别人诗常是“一改不如一改”，也说自己“百改不如不改”。他“引泉过水西亭，作五律，起句云‘水是悠悠者，招之入户流’”，冷处理数年，改为“水澹真吾友，招之入户流”，苏州太守孔南溪见了，大是摇头：“求工反拙，以实易虚，大不如原本矣。”初诗有些余韵，改后直白，一览无余，袁枚欣然接受老孔之批评，“余憬然自悔，仍用前句”。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疵瑕，岂复须人为。”天才文人，文不加点，一挥而就，一字千金，千金不易，这当然是天才文人之专属，却也是文人作文之概论。作诗作文，“兴会所至”，激情来了，兴致来了，感觉来了，不及磨墨，挥笔就上，这里头藏着文章要义——“情以物迁，词以情发”，文章是情感之自然抒发，诗文本质是“志思蓄愤，吟咏情性”，创作时际，多是“为情而造文”，修改时际，更多是“为文而造情”。为情而造文，在文章概念里，肯定是高过为文而造情的。
文章不能不改，错别字、词夹缠、句不顺、意晦涩、理浅薄、有硬伤有软伤，“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鲁迅先生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这是鲁迅先生文章耐读的因由所在，先生文章语少而意丰，源出于此。论文章修改者，都引鲁迅先生这一论述。
先生说的是，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那么至多看几遍呢？鲁迅没说了，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五六至文章百回改？还真不是文章越改越好，文章改三回四回，还耐得烦，若改上七回八回，没几人耐得住性子。写是灵气骤至，改是匠气慢修；写是激情迸发，改是理性沉淀，二者缺一不可，二者并不同一，改多了，容易烦躁，容易焦躁，容易生厌弃之心。文章不厌百回改，是强调文章修改之重要，并不是写实，真实是，不是文章不厌百回改，而是百回改后厌文章。老是改啊改的，患上了强迫症，最后是灵气没了，匠气也没了。若是一篇文章真要无数次改，定然是这文章本身不行，早点放弃，省点力气，最好就此翻篇，另作一篇。
袁枚从修改文章延伸至少年文章老来看，很多人是“悔其少作”，看到之前文章幼稚不成熟，就要以老年眼光去衡量少年之作，或要改，或要删，或要举一把“秦火”，焚书坑少年。少作或稚气，那可是灵气。方扶南年少时写诗：“阁外青山阁下江，阁中无主自开窗。春风欲拓滕王帖，蝴蝶入帘飞一双。”这首诗被袁枚“叹为绝调”，可是呢，作者方扶南觉得不行：“翁晚年嫌为少作，删去矣。”有人“苦劝其勿改少作，而扶南不从”，袁枚漫生感慨：“方知存几句好诗，亦须福分。”
袁枚对修改持保留意见，不是轻慢修改，而是更重创作，核心观点是：七分写三分改，是好文章；三分写七分改，是废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