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畅
鉴藏，虽说是从“见物”开始的，但仅仅止于“见物”是不够的。没有深入藏品之“物”的内里，没有深入挖掘潜藏其中的“人”与“事”，不仅是不完整的鉴藏行为，这样的鉴藏还注定没有多少收获和效果。
鉴藏，何以一定要“见人见事”？理由至少有三：一是由鉴藏的初衷和要求所决定。鉴藏就是要透过藏品这一载体，了解历史、知晓文化，而历史与文化是由人书写、由事组成的，或者说，是通过人与事来演绎的，见不了人与事，鉴藏就会失去意义。二是由鉴藏的知识性和趣味性所决定。鉴藏何以让那么多人着迷？正是因为它通过人与事所展示出来的内涵丰富的知识、创意无限的趣味。比如面对陶瓷藏品，我们既可以追忆从山麓到山巅处处是窑场，夜而远望，火长火短，一片莹然通明的场景，也可以欣赏其精湛的工艺、精美的造型及融入其中的精巧创新、惊艳创意，更可以遥想当年满载着陶瓷商品的航船来来往往是如何繁忙，哪怕个别船只遭遇不测，仍然抹杀不了其走向世界的信心与决心。三是由鉴藏引发的敬畏感和责任感所决定。鉴藏所涉藏品，尤其是文物类藏品，它承载着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是中华文明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证信，更兼其珍稀性和不可复制性的特点，要求我们必须持敬畏心、责任感，守护好这一无可替代的文明根脉。
那我们怎样才能在“见物”的同时去更好地“见人见事”呢？关键是要围绕三个方面发力：加强学习提升，建立完备的知识结构；整合优化资源，诠释完整故事；学会比较探幽，寻找真实答案。
要把一件文物藏品搞清楚、整明白，需要鉴藏者调动自己全部的学识积淀并投入其中。换言之，能否透过一件藏品而“见人见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鉴藏者所建立的知识结构。知识储存越充足，知识结构越完备，则“见人见事”就更全面彻底。
历史文化的故事，往往就隐藏在文物藏品中，只不过单个的文物有时只能表达历史的某一瞬间、某一侧面，甚至某一细节。因而，为了捕捉再现某一段历史的完整信息，就得整合藏品资源，通过物与物的连接、点与点的碰撞，从中梳理出历史线索、故事情节，还原历史真相。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鉴藏文物也是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比较、甄别，就能发现异中有同的“共性”、同中有异的“个性”，进而透过现象把握精髓所在、规律所系。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青瓷烧制技术的成熟，青瓷灯取代了青铜灯。为了迎合大众的喜好以及社会习俗的影响，工匠们烧造出了造型多样和装饰风格各异的青瓷灯具。其中，在藏界对出土的西晋青瓷狮形烛台曾经有过误判，认为“狮形器的用途是储水，定为狮形储水器”。后来在一墓葬挖掘中，考古人员发现在狮背的插管内尚存一截白蜡，因此确认应为蜡烛台。由此类推，包括对西晋时期的青瓷熊形制品、青瓷羊形制品，也得以“拨乱反正”，将其归入烛台——它们与狮形烛台虽样貌不同，但“头顶部的孔径大，有凸起的口沿”却如出一辙。考究烛台的过程，其实也是“见人见事”的过程。“书灯勿用铜盏，惟瓷盏最省油。”当温润的青瓷表面上，擎起一抹红豆般的灯火，又何尝不是人类文明的发轫以及人类形成时间观的重要前奏呢？尤其将一些猛兽装饰其上，除了人们的观念中认为它们属于瑞兽、灵异之兽，盖有辟邪驱秽、祓除不祥之外，也还是缘于外部环境。如此“见人见事”，鉴藏便是那般有情有趣、有滋有味了。
当然，从更高的要求上说，鉴藏还得通过“见物见人见事”进而“见思想”。尤其当我们有机会鉴藏简牍帛书、书画艺术时，通过发掘、整理、提炼、诠释，让古人古事“站”起来，让附着于古人古事上的思想“活”起来，将鉴藏的成果转化为可普及的知识，并回归人民、普惠大众，“见思想”也就水到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