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世明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以“座右铭”命名的作品，出自东汉著名书法家崔瑗之手。而令“座右铭”一词猝然问世的，是崔瑗饱含彻心之悔的教训：他年轻时好意气用事，其兄被害，他盛怒之下手刃凶手而只身逃亡。几年后，朝廷大赦，他才回到故乡，自知因一时鲁莽铸大祸，遂作20句、百字之铭（文体的一种）放在桌子右侧，以随时自戒自省。
最初的“座右铭”并不是一种文字，而是一种称为欹器的酒具。《荀子·宥坐》载：孔子参观鲁桓公庙堂时，见一只造型独特的倾斜之器，便问：此为何物？庙祝答：宥坐之器。孔子顿悟道：听说这放在国君座侧的欹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遂让弟子注水以试，果然腹中空空时向一侧倾斜，水倒一半平稳而立，水满则倾覆。夫子喟然叹曰：“夫物恶有满而不覆哉？”凡人凡事，哪有东西盈满了不倒的呢！
孔子十分赞赏这一旦装满了即一个跟头翻过去、“以戒益满”的宥坐欹器，也照做了一件，置于座位的右面。这里的“宥”字，同“右”，又有宽容、饶恕之意，还有借鉴和帮助的意思。如此，便成了一种堪称实物的座右铭。后来，出于种种方便，人们渐渐改用铭文代替宥坐之器，就成了名符其实的座右铭了。
作为雅俗共赏、百姓皆喜的一种文化载体，座右铭流芳至今。无论是先贤隽语、名诗名句，还是自己的深刻感悟，人们将之悬挂于各种楼堂馆所，宣示于大大小小的会场乃至笔记、日记，或藉以明志，或书以自省，表达了一种寄托或一声督促。当然，也有人或附庸风雅，或人云亦云，甚而为掩丑、遮羞，作乔装打扮。
此际，座右铭一身正气，似凛然发问：你设之何用？更重要的是，将之“座”在哪里？问得关键，座右铭“座”于何处，决定了你的精神维度和价值尺度。“座”于心扉，自然会心口合一，身体力行，如孟子所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座”于墙上、留在纸上呢，只会流于表面，说赋能，不过是形式主义的一个表现罢了。看那以宥坐器博得好评的鲁桓公，也不过是一个器识有限、志大才疏的反面教材，纵然厅堂摆满宥坐器，也只是装模作样，作表面文章。
这装模作样、作表面文章，集中表现为官样文章：上传下达，上行下效，“等因”“奉此”；上头动动嘴，说一说，下边动动手，抄一抄，千部一腔，一年又一年，口号喊得震天响，身子未曾动一动，遑论入脑入心？结果呢，看上去整齐划一、“窗明几净”，却“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一代又一代，这样的例证不胜枚举。宋太宗赵光义曾摘取五代时期孟昶所撰《戒谕辞》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十六字，颁于州县，敕令勘石立于衙署大堂前，称之“御制戒石铭”，既是刻在石碑上的警言，也是臣工共用之座右铭。宋高宗又颁令地方，作为座右铭，州县长都要抄写下来，每天念上几遍……诵声朗朗，然而一顶顶王冠照样落地，普天之下，依然如元代著名散曲家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所写：“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由此明鉴，无论是宥坐器、戒石铭，欲起励志、警诫甚至清风习习之用，必须摒弃官样文章，把座右铭“座”于心室，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知行合一，言行一致。
眼下，看那些翻身落马的“老虎”“苍蝇”们，即使办公室和家里都挂着精致装裱的座右铭“宁静致远”“源清流洁”，甚至是林则徐的人生写照“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可哪一位将其端“座”于心上？说一套做一套，会场上唾沫横飞，盛宴上贪汁四溅，官样文章作得那叫一个忒漂亮，但掩盖不住他们都太满了——欲望太满，自视亦太满。如古之宥坐器，自满必然翻跟头。他们的倒掉，正如孔子之叹：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