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三军
引言
2006年6月的一天，沉睡了752年的南宋徐谓礼文书，与主人生前钟爱的毛笔、镇纸、砚台、印章等一起，在武义县熟溪街道胡处村龙王山被盗墓贼盗挖。随后，这件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在地下文物市场几度沉浮，命运多舛，案件侦破和文书完整追回的过程跌宕起伏，堪比扣人心弦的刑侦剧。
我查阅了大量当年的工作笔记、会议记录和相关资料，结合自己在专案组400多个日夜的难忘经历，尽最大努力还原目前可公开的徐谓礼文书前世今生的真相，拾遗补漏广为人知事件后面鲜为人知的史实。
案起
2011年1月11日，接熟溪街道胡处村村民报案，胡处村祖坟山上发现有古墓被盗挖。
我带着办公室主任邵路程悄悄勘查现场。古墓位于离城东五华里的胡处村龙王山，依山而建，坐西朝东，前景开阔，前面是蜿蜒北去的永康江，属于古人眼中的风水宝地。墓地是个毫不起眼的小土丘，现场周边有盗洞多处，地面散落石板、墓砖等。盗挖的墓葬距地表约1.3米，墓口石板松动，洞口微张，部分雕琢的石板裸露在外。初步分析，该墓葬或为宋元时期石板墓。
回到博物馆，我和薛骁百（时任武义县博物馆副馆长）、邵路程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收集该墓墓葬信息，先确定墓葬的年代，继而查明主人身份，最后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对盗墓葬性质作出判断。
我马上联系省考古所郑嘉励老师 ，请他提供技术支持。郑嘉励老师勘查了墓葬现场，初步结论：该墓葬应该为南宋墓葬。
我们随即成立由我、薛骁百、邵路程3人组成的工作专班，一边查阅资料，一边暗访周边的文物市场。
武义县山川钟灵毓秀，历史人文荟萃，根据《宋史》记载，南宋时期武义名人有：正三品大员徐道隆，与王安石、范仲淹齐名的名相马光祖，官至工部侍郎兼临安知府的徐邦宪等。徐道隆在保卫安吉时殉国，马光祖老家在马府下，排除这两位名人的墓葬，会不会是徐邦宪？徐邦宪家住县城西的书台山附近，根据南宋墓地与居住地不远的习俗，墓不应该在城东，而应在城西。墓葬主人身份一时难以明了，我们只能通过其他渠道收集信息。
在两个多月的秘密走访后，我们终于得到了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墓内有可能盗挖走了一些文物，诸如毛笔、水晶镇纸、香炉、印章、一捆纸（即后来的徐谓礼文书）。令人惊喜的是，一位有情怀的藏家，向我们提供了这捆纸的一张照片（以下称文书照片）。通过测算，文书约有5米多长，纸质楷书，根据记载分析，墓主应为南宋信州知州（今江西上饶）徐谓礼。
经过郑嘉励老师鉴定，该官牒文书伪造的可能性很小。
查县志，并无记载徐谓礼的片言只语，说明徐谓礼虽是官二代，但是正史无记载。人虽无名，文书照片透露出来的信息价值却是巨大。
案子出现重大起色，我内心却十分焦灼：信息中所谓的毛笔、镇纸、印章、文书，市场上未见过一件实物，仅限于可能，而且即使真有，是不是出自胡处村龙王山这个南宋墓葬？即使出自龙王山这个墓葬，文物是否已经流出武义？一切都是未知数。手中文书照片所载的信息文字是馆阁体，伪造的可能性很小。如果这些文物从我眼前流失，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一辈子都会感到心里不安。
最可行的方法，便是由公安立案侦查。经咨询法律界有关人士，都认为要凭一张照片刑事立案，几乎不可能。怀着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心情，我尝试与县公安局沟通。
武义县公安局相关人员认真看了文书照片，听取了我的情况介绍，明确认为案子无法立案。根据最高检和公安部的规定，盗挖古墓刑事立案标准，是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文化遗址，该墓葬连县文保单位都不是。我提出并非文物保护单位的长沙汉王陵系列盗窃案，古墓群被盗之前，也没有列为文保单位。公安局解释，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的文物三级以上，或者是文物的价值达到一定的数额标准，方可以盗窃文物罪立案。一张照片既说明不了文物的等级，也说明不了被盗文物的价值。
从公安局出来，我心情沮丧。虽然不知道照片中的文书价值，但直觉告诉我这是件重要的文物。放弃追查的理由有很多个，追查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守土有责。
苦恼之余，我向时任武义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方宪文同志作了汇报。方部长反复问我，照片文书真实性有几成把握？文物是不是确定还在武义？你们的秘密调查有没有走漏风声？我一一作了详细回答。
他听后眉头紧锁，半晌才说道：“这个事首先要保密，至于下一步怎么办，容我先想想怎么办更妥。”
几天后方部长告诉我说，鉴于可能涉及重要文物，公安同意“以事件调查”方式介入调查，由我全方位配合。
此时，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
案承
2011年3月7日。我来到了武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待我的是刑侦大队长李浩、副大队长陈海江。在刑侦大队一间房门紧闭的小房间里，陈海江听了我的情况介绍后，对一些细节和推测反复进行了推演，认同了我这不是一桩普通的盗墓案的观点。
同日，武义县公安局向金华市公安局汇报后，以盗窃文物罪立案侦查，并成立了由刑侦大队和博物馆的联合专案组。我作为博物馆馆长参与其中。
经过一段时间侦查，专案组基本认为墓葬出土的文物还在武义，但怎么找到它，如大海捞针，我们经过多次商量决定用“打入敌后”的方法在古玩市场收集线索。
小县城是熟人社交，圈子很小，县城里有头有脸的人，你不认识人家，人家往往认识你，所以“深入敌后”的人，挑选了刚来刑侦大队3个月的民警潘冠武，他年轻、帅气、机灵，关键是生面孔，适合扮演爱好收藏的富二代。
我安排相关专家对潘冠武进行了文物知识培训，如瓷器的汝、钧、官、哥、定；南宋之后的景德镇、龙泉、婺州窑、乳浊釉、斗彩、粉彩；字画的“扬州八怪”“海派四家”，等等。文物基本知识速成培训后，专案组给他配了名包、名牌服饰，还有一辆保时捷卡宴豪车。
潘冠武混迹于武义、永康、金华的古玩市场，几个月下来，这三地的古玩界没有人怀疑过他的身份。
潘冠武寻觅犯罪嫌疑人蛛丝马迹的同时，郑嘉励也在争分夺秒地论证文书照片的价值。就文书的照片内容，他与中国宋史研究专家邓小南、包伟民等进行了反复探讨，动静闹得不小，害得我提心吊胆，生怕风声外传。案情碰头分析，仅限于我、李浩、陈海江3人，案情做到在刑大的走廊上不说、公共场合不说。2011年4月，包伟民教授确定了照片文书的真实性，称该文书对宋史的研究将产生深刻的影响。业内专业人士认为，南宋的官制和政务运作体系，文献里有记载但从未见实物，凭这张照片就可以写论文，大步推动南宋史的研究。
郑嘉励在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南宋徐谓礼文书》后记中写道：“当我见到文书照片时，确信该文物无伪造的可能，因为文书的内容就算集中了全世界研究宋史的学者，也无法作伪。董三军叮嘱我们务必保密，作为知情人，却要保密，是件痛苦的事情。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对案件的进展毫无所知。2011年9月，为搜集武义境内出土的宋元墓志资料，我去武义出差，向董三军询问案情进展状况。我很着急，说，如果案件再无进展，要不，我们先把文书发表了吧，它对史学界很重要。董三军正色道：‘案情尚在进展中，我们万勿乱了阵脚，如果犯罪嫌疑人闻风而动，销毁证据，后果不堪设想。’他的态度斩钉截铁，我只得悻悻而归，所能做的，只有期待而已。”
郑嘉励是一个很有情怀的学者，在案件长达12个月的侦查日子里，为案情保密的事曾与我发生多次争论，他在这个后记中写的只是其中一次。每次我都感觉到他的期待、焦虑，甚至带有些许怀疑，案件到底能不能破？每当我看到他面对成果不能表达收获喜悦的无奈，甚至还有几分写在脸上的焦虑时，心想：对不起了，郑老师。
专家们对照片文书的价值越肯定，我肩上的压力越沉重。案子迟迟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我们又何尝不焦炙？
最先发现古墓并组织盗挖的犯罪嫌疑人王某，与国内文物大盗相比，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他自称是“文物爱好者”，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名副其实。从古墓中盗挖出来的一对水晶镇纸、香炉、印章等小物件，很快就脱手了，但蜡封的一捆纸，打开后见是一卷卷看上去像是书法，但又与平时所见的古代书法不一样，里面内容看了又不知道说些什么，不知道其价值，在各大收藏市场询价时受尽白眼。他所接触到的买家见书卷这么新，一口认定是假货。王某虽然感到委屈，但因来路不正，也不敢拍胸脯争辩。
王某忘了像他这样的“文物爱好者”，根本不可能见到圈内的真正大佬，见到的文物市场里所谓的专家，大多是以趋利为唯一目的的忽悠。
古玩收藏界也有清流，发现文书照片的藏家找到我，非常确定地说：有一件小器物叫盛水器（金属器），应该能确定出自该墓葬，对方要价1.7万元。我说：“太好了，你不露声色将它买下，钱从我这里先拿去，公安那边我会对接好，以确保你的安全（根据文物法规定，买卖出土文物是触犯法律的）。”他坚决不要这个钱，但把东西买回来交给了我。这个器物，打破了本案除了一张照片一直没有其他赃物的僵局。
案转
2011年12月28日，根据掌握的线索，公安开始收网，当场抓捕19名嫌疑人，收缴文物文书13卷，其他的瓷器、玉器、古籍善本等文物54件。
当天，武义县公安局副局长蔡高鸣打电话给我：“三军啊，这件事情是不是搞错了，我看这些文书都很新，这哪里像南宋的文物啊。如果搞错了，抓人容易放人难啊。”
我马上赶到刑侦大队，一眼看到了桌子上摆放整齐的文书，心里不由暗暗吃惊：这么多！
随即戴上手套、口罩，仔细查看了几卷文书。
几分钟后，我转过身来，把双手伸在了蔡高鸣前面，打趣说：“蔡局长，如果文书是假的，你把他们放了，把我铐了。”
接着，我向蔡高鸣等人介绍，文书这么新，文物行话叫“真赛假”。在大众的眼里，文物一定是破烂泛黄、有包浆的。将近800年的纸张传到现在，即使保持完整，也会纸张酥脆，一碰就碎成纸渣，所以收藏界有“一张宋纸，一两黄金”的说法，但“真正高等级的文物品相是非常好的，包括书画，甚至青铜器，好像刚铸出来一样，真的比假的还新”。
12月29日上午6点，专案组用警车把文书送往杭州的省文物鉴定中心鉴定。
当天下午3点半，我正与专案组的人一起在武义县南丰村嫌疑人住所搜查徐谓礼盗墓案的相关赃物时，手机响起。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省文物局鉴定站柴眩华站长急促而又兴奋地说：“董馆长，你身边有笔吗？我现在讲的你最好记录一下。”
我说：“有，稍等。”
我立马摘下手套，从旁边公文包里取出并打开工作笔记本：“柴站长，您请讲。”
“我们专家组13位同志经过认真的分析鉴定、热烈的讨论，得出以下几条意见：
一、这件文物的名称，国家一级珍贵文物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以后所有对外发布时，一个字也不能改。
二、这是一个全国罕见的很重大的事件，你马上向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汇报，就说是我们省里的意思。我已向省局报告，省局马上会向省委、省政府专题报告。
三、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好这件重要文物（恒温、恒湿、避光手段都要上去），省里会立马组织专家组赶赴武义。
四、马上通报公安部门，下大力气追讨同墓葬出土的其余文物。我们也立即知会省公安厅，对这个案件进行全面指导！
……”
放下笔，我那时的心情有一个成语非常贴切，欣喜若狂！
柴眩华还有几句话，笔记本上没有记，但一直烙在我的脑海：参加鉴定有几个专家已70来岁，老专家们围着徐谓礼文书一直在打转，不停地说：“研究了一辈子文物，从未见过这样好的东西。”
徐谓礼文书，盗墓者以12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北京的一位藏家，这位藏家鉴定出来是假要求退货，但是钱已被王某等人瓜分，只能退回一部分，北京的藏家扣了4卷，等他们将退回的文书卖了之后再去赎回。2012年7月5日，公安局追回流散在北京的4卷文书。
17卷文书合一，案子终于尘埃落定。
经文物专家团鉴定，徐谓礼文书是继商周甲骨、秦汉简牍、敦煌经书之后又一前所未有、系统丰富、真实可信的宋代纸质文书。中国宋史研究会原会长邓小南曾评价道：“徐谓礼文书的发现，震撼了国内外整个宋史学界，为我们研究宋史打开了一扇窗，影响深刻，意义非凡。”
《人民日报》等40多家国家级媒体争相报道，央视《法治在线》《探索发现》相继拍摄纪录片并播出，网络上各种关于徐谓礼文书的文章、演绎、视频铺天盖地。
2013年，中国宋史研究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徐谓礼文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结集出版了论文集。
案合
徐谓礼是一个优秀的“档案局长”。一手隽永毛笔字书写的文书共17卷，总长32.2米，宽39.5厘米，共23000多字，完整记录了南宋中级官员从中央到地方、从低级到中级历官及政务的全过程细节，全面反映了南宋中后期政治史乃至其他相关领域的第一手资料，是展示南宋官制及政务运作体系的孤本实物例证。学界此前从未所见，意义非凡。
2024年5月，浙江省社科联又将徐谓礼文书综合研究列入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由4部专著（重点项目）组成。分别是：
王宇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徐谓礼文书与南宋政治制度研究》
王杨梅 （浙大城市学院）《徐谓礼文书与当代宋史研究》
魏峰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徐谓礼文书校勘释（附徐谓礼年谱）》
董三军 （武义县政协）《徐谓礼墓随葬品研究》
面对斐然的研究成果，邓小南说：“徐谓礼文书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为了让徐谓礼文书能为大众所见，也为研究者提供优越的环境，2019年5月24日，武义县博物馆正式开馆，一楼1号厅为徐谓礼文书的专题陈列厅。原件陈列室以库房的标准设计，引进了当今全球最尖端汉氏柜，保证文物在漫长的岁月里，始终如新。
徐谓礼文书研究，已不局限于南宋官制与政务运作体系本身，更重要的是对当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思考与借鉴意义。
中央多部门多批次来到武义县博物馆，围绕部门的工作职责，研究徐谓礼文书中记载的关于南宋官员的到任、交割、考课、保状、服阙（丁忧）制度的运行情况。
徐谓礼文书前世是黯淡的，出土后的今生是灿烂的。文书命运起承转合尚留一丝遗憾，被盗的文物除文书之外，还有毛笔、镇纸、砚台、印章等，至今下落不明。特别是印章，据罪犯交代，是成套的，具有非常重大的文物价值，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文书完成最后的合璧。
2020年5月，徐谓礼文书在浙江省博物馆展出，省博物馆展览前言中写道：徐谓礼文书是武义的传奇，浙江的宝藏，更是国之瑰宝。
（作者系武义县政协副主席，曾任武义县博物馆馆长。文中所涉人物职务均为时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