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舟
1918年夏，孙中山辞去职务，退居上海莫利爱路寓所。彼时的他，身陷政治困局，生活也日渐清苦。每日家中数人用饭，不过三四样小菜，伙食费控制在两元以内。同乡唐绍仪某日来访，留饭时，孙中山特意吩咐人去餐馆买来一只卤水肥鸡待客。唐绍仪食毕仍在等菜，孙中山面露歉意，只得将厨房仅剩的咸鱼端上。唐绍仪慨然叹息，自言在家中每餐耗费十元，而中山先生日膳不过两元，相去十数倍，言下深感惭愧。
生活的窘迫不止于此。至1919年冬，庶务林焕廷曾向友人透露：“孙先生近日几乎日用亦难。”有人闻之动容，暗中筹措款项相助，才暂解断炊之危。然孙中山始终安之若素，一如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其乐。他将清贫生活中省下的每一笔钱，几乎全数投向了书籍。
与夫人宋庆龄并肩赴书店选书，是他那段岁月里少有的轻盈时刻。1918年7月致儿子孙科的信中，他写道：“近日由日本洋书店定购百种新书。”所指正是常寄书目至寓所的丸善书店。那些新到的外文书册，往往还带着油墨的气息，被他郑重置于案头。
即便后来卧病不起，他的床榻与案头仍堆满书报。体力尚支时，他亲手翻阅；目力不济后，便由宋庆龄在旁缓缓诵读。纸页轻响，人声低徊，那一刻，病室仿佛又是书房，而生命终末的时光，依旧与知识的辉光紧紧相系。
那些缩衣节食换来的典籍，那些深夜灯下的凝神片刻，并非退避，而是另一种深耕。于他而言，读书不仅是积累，更是抵抗——抵抗精神的荒芜，抵抗时间的仓促，也是抵抗命运加之于身的种种困顿。一卷在握，他便仍是思想的远征者，在字里行间重建着一个更辽阔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