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初阳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春夜，汴京礼贤宅的烛光彻夜未明。
来自杭州的吴越国王钱俶面前摊开着一卷文书——那是他祖父钱镠于半个多世纪前亲笔写下的《武肃王遗训》。纸页已泛黄，但“如遇真主，宜速归附”八字，在摇曳烛火下依然清晰如昨。窗外是正在完成统一的北宋都城，窗内是他守护了三十年的十四州舆图。
这段历史，如今随着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该剧以五代末年至北宋初年为时代背景，以吴越国最后一位君主钱俶“纳土归宋”为历史主线，再现了在刀兵林立的乱世中，以和平方式完成国家统一的关键抉择。荧幕上的戏剧冲突背后，是一段真实发生过的，关于乱世中如何守土安民、又如何在适当时候将一方平安完整交还国家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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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烟东南外的“异数”
《太平年》开篇便是五代乱世军阀吃人的惨象。中原地区在短短五十四年间（907~960）更迭了五个王朝，换了八姓十四君。正如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所叹：“五代之乱极矣！”在那个时代，天下分崩，中枢倾覆，“篡弑之祸”几成常态，百姓流离。
然而当镜头南移，聚焦到以杭州为中心的吴越国时，画面却陡然不同。这里呈现的是另一番景象：“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这句话出自记载吴越国史的《吴越备史》，虽成书于宋代，但基本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吴越国的安定不是偶然。它的开创者钱镠，临安石镜乡临水里（今杭州临安）人，少年时曾以贩盐为生，深知民间疾苦。据《吴越备史》记载，钱镠早年起于草莽，参与地方武装，因功累迁至杭州刺史。在唐末乱世中，他逐渐掌控了两浙地区。公元902年，唐朝封他为越王；904年，封为吴王；907年朱温篡唐建梁，又封他为吴越王。钱镠的治国方略朴实而明确：对内“保境安民”，对外“善事中国”。这八个字，成了吴越八十六年国祚的基石。
保境首先要治水。钱塘江潮水自古为患，唐代就多次冲毁杭州城郭。后梁开平四年（910）八月，钱镠发动军民修筑捍海塘。《资治通鉴》记载，他“运巨石，盛以竹笼，植巨材捍之”。这就是著名的“竹笼石塘法”。工程历时三个多月，“堤岸既成，杭州市富”。民间流传着钱镠“射潮筑塘”的传说，虽为神话，却反映了当时工程的艰巨和民间的感念。
更体现钱镠民本思想的，是关于西湖的一个决定。有方士建议填湖建宫，称可使钱氏“有国千年”。钱镠的回答被记录在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等诸多史籍中：“百姓藉湖水为生，无水即无民。岂有千年而天下无真主者乎？”他非但不填湖，还专门设置了上千人的“撩浅军”，负责疏浚维护。这种把百姓生计放在王权私利之前的认识，在当时的割据者中并不多见。
对外策略上，“善事中国”是钱镠的明智选择。无论中原是朱梁、李唐还是石晋，他都奉为正朔，遣使朝贡。这样做，既在法理上获得中央认可，避免给周边强邻以讨伐口实，又为两浙换来和平发展的空间。钱镠把这一策略写进了给子孙的《武肃王遗训》：“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这些话，后来成为钱氏子孙的“祖训”。
在《太平年》剧中，这一治国理念通过钱元瓘、钱弘佐、钱俶与谋士的对话、与将领的争执等场景得以生动展现。剧集没有简单地将钱镠塑造成一个完美的英雄，而是展现他在乱世中做出各种艰难抉择的过程——何时该强硬，何时该妥协；何时该发展民生，何时该加强武备。这种复杂性，正是历史人物的真实写照。
2
“闭关”内的深耕
有了外部环境的相对安定，吴越国开始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内部建设。这种建设不是大张旗鼓的扩张，而是静水深流般的积累。
农业是根本。吴越国系统整治太湖流域水网，形成了密集的塘浦圩田系统。北宋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描述这一系统：“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这种网格化的水利工程，把低洼沼泽变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今天在杭嘉湖平原看到的一些古老河浜，其格局可以追溯到吴越时期。
根据《吴越备史》记载，钱镠在位期间“广营田，修水利”，鼓励农耕；减免赋税，招抚流民，使得两浙地区人口增加，耕地扩大。这种重视农业的政策被后代继承。到钱俶时期，吴越国已经是“境内丰阜，斗米十钱”（《宋史》），这在战乱频仍的五代时期是难得的景象。
手工业在安定中发展出极高的水准。越窑青瓷，尤其是专供的“秘色瓷”，工艺达到了顶峰。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已是千古名句。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让今人得以目睹这种“千峰翠色”的真容。考古发现表明，吴越国时期越窑的烧造技术达到了新的高度，出现了大量的精美瓷器。今天，临安区吴越文化博物馆更是馆藏多达140多件秘色瓷器，吸引全国各地观众的目光。
吴越国的瓷器不仅供国内使用，还通过明州（宁波）、杭州等港口大量外销。《旧五代史》记载，吴越“航海所入，岁贡百万”，海外贸易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近年来在东南亚海域发现的沉船中，常有越窑青瓷出土，印证了当时海上贸易的繁盛。在《太平年》中，这些经济成就通过市井繁华、商旅往来等场景得以呈现，展现了吴越国不同于北方战乱地区的安定富庶。
文化在和平环境中悄然生长。钱氏诸王崇信佛教，在境内广建寺塔。灵隐寺在此时大规模扩建，雷峰塔、保俶塔、六和塔等相继建成，杭州逐渐有了“东南佛国”之称。1956年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的越窑青瓷莲花碗，釉色如湖水般澄净，正是吴越时期佛教艺术与工艺结合的代表作。
钱镠本人虽出身行伍，却重视文教。他设置“择能院”选拔人才，重用罗隐、皮光业等文士。罗隐是晚唐著名诗人，因屡试不第而投奔钱镠，受到重用。他的许多诗作反映了唐末乱世和吴越国的社会状况，如《钱塘府亭》中“波涛漱苦盘根浅，风雨飘多著叶迟”等句，既有文学价值，也有史料意义。当时许多中原士人为避战乱南迁，带来北方文化，与本地传统交融，逐渐形成后来江南文化的底色。
《太平年》剧中，这些文化建设通过书院讲学、佛寺兴建、文人雅集等情节展现。剧集特别描绘了钱王与文士的互动，展现了他作为武人却重视文治的一面。这种文武并重的治国理念，是吴越国能够在乱世中保持长期稳定的重要原因。
3
归宋前的徘徊
时光流转到10世纪70年代。北方，赵匡胤建立的北宋已基本统一中原，开始实施“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后蜀、南汉相继被平定，强大的南唐也在宋军进攻下岌岌可危。
此时在杭州凤凰山王宫中的，是吴越国第五位君主钱俶。他于公元948年继位，此时已统治近三十年。这些年，他恪守祖训，对中原王朝恭敬有加。开宝七年（974），宋太祖赵匡胤征讨南唐，命钱俶出兵配合。钱俶不仅亲自率军攻下南唐的常州，还派出水军协助宋军作战。《宋史·卷四百八十·吴越钱氏》记载了这段过程：“（开宝）七年（974）冬……（钱俶）遂亲率军五万攻常州……八年（975），俶遣大将沈承礼率兵会王师平润州。”钱俶的积极配合，固然是遵循“善事中国”的祖训，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他在观察北宋实力，为日后决策积累信息。
《太平年》对吴越末期的刻画尤为细腻，通过钱俶与幕僚的密谈、与将领的部署等，展现其审慎周全的性格。其中，剧中艺术构思的高潮一幕——在郭荣御舟上，钱俶与尚为后周将领的赵匡胤进行了一场关于天下大势的深刻对话。钱俶敏锐地洞察到统一已不可逆转，遂阐明了吴越“善事中原、保境安民”的务实国策，与赵匡胤建立了基于现实与远见的相互理解。这种对时局的清醒判断及对百姓生计的深切关切，正是他日后做出“纳土归宋”这一历史抉择的重要伏笔与内在逻辑。
但当南唐于开宝八年（975）十一月灭亡后，形势变得微妙起来。吴越国从北宋的盟友，变成了版图上最后几个尚未统一的政权之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南唐灭亡后，宋太祖对钱俶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虽然表面上仍以礼相待，但要求钱俶入朝觐见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
钱俶的内心压力可想而知。他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会上意见分歧：有将领主张凭借长江天险和多年积蓄，与宋军一战；也有大臣如宰相崔仁冀等人认为，形势已经明朗，应该顺应天命。据《宋史》记载，崔仁冀曾私下对钱俶说：“朝廷之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纳土，祸且至！”
真正让钱俶深思的，可能不仅是朝堂上的争论。他手中的《武肃王训》，上面明确写着“如遇真主，宜速归附”。他也亲眼看到或听说了南唐都城金陵在战火后的景象——那个李煜词中“凤阁龙楼连霄汉”的繁华都城，在破城后遭受了劫掠。
更重要的是，钱俶清楚自己治下的两浙，经过近百年经营，已是“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苏轼语）。一旦开战，这些积累都可能毁于兵燹。而且，从军事角度看，吴越国虽然富庶，但军事实力与北宋相比处于劣势：长江防线在南唐灭亡后已不存在，地理屏障大大减弱。
4
纳土时刻
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第二次赴汴京朝觐宋太宗。这一次，他带上了吴越国的地图、户籍册和府库钥匙。
史料记载，钱俶离开杭州前，特意到家庙祭拜先祖。在祖先牌位前，他长跪不起，默默诉说自己的决定。这场戏没有台词，只有烛光摇曳和钱俶凝重的表情，却道尽了所有的复杂心绪。当他登上北去的船只，回望渐行渐远的杭州城时，眼中既有不舍，也有释然。
在汴京期间，钱俶受到了极高礼遇。但去留的暗示也越来越明显。据宋代笔记《玉壶清话》记载，在一次宴会上，宋太宗似不经意地问起杭州西湖美景。钱俶当即表示，愿将吴越国土献于朝廷。
当年五月，钱俶正式上表：“（太平兴国）三年三月，俶来朝…… 乃上表曰：‘ 臣俶以蕞尔之躯，承乏嗣守，赖陛下圣德，猥保封疆，私愿已足。 谨以所部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十、兵一十一万五千三十六，献于下执事。’”（《宋史·卷四百八十·吴越钱氏》）
这是一次平静的权力交接，没有战火，没有流血，北宋几乎完整接收了一个经济发达、社会稳定的东南重地。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生活几乎感觉不到变化，市场的商贩照常开张，田里的农夫照常耕作，最大的不同只是城头换上了宋朝的旗帜。
《太平年》剧集在表现纳土过程时，采用了双线叙事。一边是以极简、克制的镜头语言呈现汴京朝堂上正式的表文呈递，礼仪庄严；另一边是杭州城中，官员向百姓宣读文告，市井百姓的反应——有感慨，有担忧，但大多数人继续着日常生活。这种对比展现了历史变革的两面性：对统治者而言是王朝更替，对百姓而言是生活的延续。
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对比了金陵和杭州的不同命运：“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这段话，或许可以看作对钱俶选择的一种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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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响：从王国到宋韵
纳土之后的故事，同样值得一说。
钱俶入宋后，受封为淮海国王，礼遇甚厚。《宋史》记载，宋太宗对他“宠赉甚渥”，赏赐无数。钱俶在汴京生活了十年，于端拱元年（988）去世。他的葬礼极为隆重，宋太宗为此废朝七日，以示哀悼。
钱俶的子孙在宋代多任高官，与皇室联姻，完成了从地方王族到勋贵世族的转变。他的儿子钱惟演，官至枢密使，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藏书家；孙子钱景臻娶宋仁宗女，成为驸马。钱氏家族在宋代一直保持显赫地位，直到南宋末年。
更重要的是，吴越国百年经营的成果，被完整地纳入了宋朝的版图，并成为后来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几个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杭州在北宋时被称为“东南第一州”。它的城市格局、经济基础、文化底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吴越国时期的建设。这一切，又为160年后南宋“行在”杭州（时称临安）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吴越国的经营，南宋要选择杭州落脚面临的实际困难就会大得多。
吴越时期的文化积累，如同埋下的种子。发达的雕版印刷技术，为宋代出版业的繁荣做了准备。吴越国曾大量刊刻佛经，2000~2001年雷峰塔出土的《宝箧印经》就是例证。这种印刷传统在宋代得到发扬，杭州成为全国刻书中心之一。精致的工艺和审美趣味，融入了宋代的文化生活。宋代瓷器、漆器、丝织品等工艺的发展，都有吴越国时期的传承。
对佛教的扶持和儒释道的融合探索，也为宋明理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土壤。吴越国时期，天台宗在浙江地区十分兴盛，高僧延寿著有《宗镜录》百卷，对佛教思想进行系统总结。这种佛学研究的传统，影响了后来宋代的学术思想。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赵宋文化在东南地区的繁盛，其基础很大程度上正是在吴越国时期奠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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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启示与当代回响
《太平年》的热播，让这段历史重新引起关注。2026年1月，该剧全球启航发布会在杭州钱王祠举行，钱王祠正是后人为纪念钱氏功绩而建的祠堂。剧中主演分享拍摄心得时表示，希望通过这部剧，让更多人了解这段以和平方式完成统一的历史。
在学术层面，这段历史也持续引发思考。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浙江农林大学教授王旭烽指出：“吴越国‘纳土归宋’的成功经验提醒我们，历史并非只有对抗这一条道路。在坚持国家整体与民族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克制与协商，寻找兼顾人民福祉与长远稳定的解决方案。”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吴越国的历史提供了几个重要启示：
首先，区域发展需要长期的稳定环境。吴越国能够在乱世中保持八十多年安定，关键在于“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这种对和平的珍视、对民生的重视，是其能够繁荣发展的基础。钱镠修筑海塘、治理西湖、发展农业等措施，都体现了以民为本的理念。这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其次，开放包容带来繁荣。吴越国积极发展海外贸易，通过明州港等口岸与东亚、东南亚各国往来，不仅获得了经济利益，也促进了文化交流。这种开放的心态，是浙江后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重要历史渊源。
第三，文化传承需要自觉。吴越国虽然以武立国，但重视文教，支持佛教发展，保护文化遗产。正是这种文化自觉，使得杭州在后来能够成为南宋的文化中心。
《太平年》的剧情会有结局，但历史给人的思考却长久延续。当我们观看剧中人物的命运起伏时，那段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乱世中的“太平”从来不是天赐，而是一系列艰难选择的结果。
它始于钱镠筑塘治水、以民为本的务实；成于三代人“善事中国”、避免纷争的隐忍；最终，在钱俶身上，体现为一种超越一家一姓之私，将地方安宁融入国家统一大业的历史自觉。这不是软弱，而是在洞察时势与民心后，做出的最具勇气的决定。
今天在西湖边，保俶塔依然伫立，雷峰塔游人如织。这些吴越国留下的痕迹，与苏堤、白堤等共同构成了杭州的历史层理。《太平年》的热播，像一扇窗，让我们得以回望那段历史。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是钱镠写给回临安老家省亲夫人的话，温柔敦厚，流传千年。或许，吴越国留给后世的，正是这种对家园安宁的守护，以及在历史关头，为了这份守护所能做出的最通达也最坚韧的选择——让花继续开，让人平安归。这大概就是“太平”二字，最朴素也最珍贵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