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强
赵万里，字斐云，浙江海宁人，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卒于1980年，享年76岁，毕生服务于图书馆事业，精研版本目录之学。赵万里年近六十时曾自评学问，第一是词曲，次为辑佚，第三是目录版本流略之学。赵万里访书、考订、校勘之外，也曾兼教大学，至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在北平兼过教职的，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私立中法大学等，深得学生的欢迎。
赵万里在北平兼教过的大学、开过的课程和授课薪酬，依据刘波所撰《赵万里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版），先稍作梳理如下：
1929年8月，兼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职，讲授《中国史料目录学》课程。1929年下半年起，兼任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1930年1月起，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讲授《词史》，授课时间为每星期六下午，授课同时并编有讲义《词概》，又名《词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印行。1931年6月，被北大校长蒋梦麟聘为史学系副教授。1931年9月，和马衡、傅斯年、陈受颐一同受校长蒋梦麟委托，担任史学系选课指导教师。1931年9月起，在北大史学系继续讲授《中国史料目录学》课程，同时新开设《中国雕版史》课程，每星期讲授2小时。1932年度，兼任北大中国文学系讲师，讲授《词史》；兼任北大史学系副教授，开设《中国目录史料学》《中国雕版史》课程。1933年度兼任北大中国文学系《词史》课程，每星期2课时，上下学期各2学分；史学系《中国史料目录学》课程，每星期4课时，上下学期各4学分；《宋史》课程，每星期3课时，上下学期各3学分。《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度）》记载，1934年度仍然兼任北大教职，在史学系讲授《中国史料目录学》，在中国文学系讲授《词史》。1935至1937年度，仍在北大史学系讲授《中国史料目录学》，每星期2学时，上下学期各2学分。
1930年12月，获聘为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师，担任的课程有目录学、校勘学。在清华授课先后编写有讲义《目录学十四讲纲目》《版本学纲目》《校勘学纲要》，也由清华印行。1933年9月，兼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师。《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4~1935年度）》载：万里为中国文学系讲师，讲授选修科目《金石学》，为3学分。1935年5月22日，朱自清函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文学院长冯友兰，请续聘万里为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师，讲授《金石学》。1935年度，仍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师，讲授《版本目录学》。1936年度，在清华讲授选修课程《金石学》，为4学分。1936年9月，万里拟定讲义《金石学纲目》，由清华印行。1937年6月25日，朱自清致函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文学院长冯友兰，请续聘万里为中文系讲师，讲授《版本目录学》。
1930年12月编印的《北平中国大学教职员录》记载了赵万里为国学系讲师，则可知他这一年也在中国大学兼教。
1933年7月，万里受聘为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这项兼职一直持续到1951年6月，他在辅仁讲授的课程有《校勘学》和《剧曲与散曲》。
1934年1月《私立中法大学职教员同学录（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一月）》记载，万里为文学院讲师。可知这一年，他在私立中法大学也兼过课。
吴相湘1933年9月初负笈北上入学北大史学系，一年级课程里有赵万里讲授的《中国史料目录学》。吴相湘在《胡适之先生身教言传的启示》一文里说及赵万里的授课，说万里先生“将史料分别为‘地下史料’‘纸上史料’两大类。殷墟甲骨、商周铜器、汉代简牍、敦煌写经、明清档案等讲授完毕后，对历代史籍内容大要、版本流别等分别举述”。这是说万里讲课渊博精到。不止于此，吴相湘又写道：万里先生供职国立北平图书馆，“在一学年每周三小时课堂讲授以外，又几次带我们同学入北平图书馆陈列室及书库参观，实地解说。我们得见许多一般人难得一见的文物珍品，如原藏热河省避暑山庄文津阁的《四库全书》以及钟鼎铜器、甲骨文、汉简和明清两代学人名士的手稿函札、清代著名营造大匠雷氏历代制作的‘样子’（模型）等。不仅引起我们对历史研究的兴趣，也稍稍知晓治史的门径：中国历史史料如此丰富、国史研修的范围如此广阔，一切正是我们要努力以赴的”。赵万里带学生实地参观实物并作解说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我们今天大学聘任的“业界导师”了。吴相湘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三生有幸》一书里，也说及万里先生讲授这门课，“放眼纸上史料与地下材料”，还“常带同学去北平图书馆参观”，“这对初入史学系的学生是最富吸引力与启发性的，许多同学都深感兴趣，我个人受益尤多”。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杂志》，1944年12月出版的第40卷第23号，发表了朱海涛的《北大与北大人——课程与图书》，里面讲到了赵万里的《中国史料目录学》课程，说他的这门课，虽然只是史学入门性质，但把几千年来中国历史史料的来源、内容、演变、分散情形、重现经过、可靠性等，原原本本、一五一十地介绍给青年学生听，“如数家珍”。
赵万里1929年8月先被北大聘为兼任教职，固然是傅增湘的推荐，也可能是讲课的效果被传开。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研究所导师傅增湘因病辞职，系里转聘万里接替傅增湘讲授目录学、校勘学这两门课程。清华大学校务会议12月12日致各委员函里称：“赵先生……现任北平图书馆采访部事，学殖见闻甚广博，自去年起在北大兼课，本年并加授校勘学，本校聘为目录、校勘两科讲师，颇为相宜。”1931年6月，北大聘万里为副教授，校长蒋梦麟致函万里，云：“承先生惠允执教北京大学，至感。另函奉上副教授聘书，敬乞接收。从此北大多一光宠，何胜欣幸。薪奉为三百元……”当时万里也才27岁。
赵万里的授课，想必在同辈中也是有了声誉的，所以那时正在伦敦研修语言学和英国文学的朱自清，1931年10月30日写给在清华任教的浦江清的信里，也说到万里的授课：“斐云处……尚未寄信，明日当寄去。他教书情形，想必甚佳。”后来朱自清归国担任清华中文系主任，每个学年均聘万里到系里兼课，这也是有因果缘由的。朱自清这封信里说的万里的“教书情形”，应该是指万里在清华的兼教。
上述故事可以说明万里在大学授课的质量是得到公认的。但他少年得志，年轻气盛，心高气傲，锋芒太露，可能也有意无意间得罪了一些人。
1935年1月14日出刊的《大学新闻周报》第2卷第18期有一篇夏岩写的《关于北大的两个青年教师》，说赵万里教“中国史料目录学”，“年纪在二十岁至三十左右，蓬蓬勃勃的神气，严肃而带有刺激性的面孔，会教你见而生畏”。赵万里讲课时，“每一个同学，屏着气息，不敢说话，不敢笑，不敢斜视。侧耳静听，除写字的飕飕声外，一切都在沉默着”。说赵万里有时对学生提的一个稍幼稚的问题，“他先说得你面红耳赤，然后才详细告诉你，而我们没有一个不是心悦诚服的接受”。又说：“有时，赵先生未免太年轻气盛了，说一些感情用事的话。他说某某名博士还参考《通志》（因《通志》为间接史料）来撰讲义；又说某某在留学时，请他为搜集材料，作博士论文。此外，他还说：王国维（他外祖）以前的学者，知道七八分说十分十二分，王国维先生知道十分十二分说七八分，现今学者知一分两分说十分二十分。其痛骂当今的学者可谓不留余地，不知当今的学者有何反感否？”
有两条材料或许可以说明学生的担心不无道理。一条材料出自朱自清的日记，1933年6月12日，朱自清的日记里写道：“早入城访斐云。斐云仍在史系为讲师，惟北大当局对渠殊不甚敬，有至辅仁设法意。赵太太劝其休息，实为有理。江公意斐云太骄，受受挫折于彼甚有益。”江公，指浦江清。浦江清和万里是东南大学的同学，也是老友。说万里太骄傲，受点儿挫折有好处，这样的话不是老友不能说也说不出。第二条材料，出自刘半农的日记，1934年1月5日，刘半农推荐万里指导北大研究生研究宋元词史。半农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下午到研究所，四时开文史部部务会议。有一研究生欲研究宋元词史，余以为可请赵万里指导，而万里本年已改为讲师，□□以为不可，然按之院章，讲师亦可任研究生导师，余检出院务会议议案相示。□□遂大闹，状如发狂，余惟有冷笑置之，想此君一生，无学问事业之可言，唯欲以发脾气自成一家耳，亦可怜矣。”这儿的“□□”应该是指林损。这两条材料大概可以说明万里的少年气盛、锋芒毕露给自己带来的麻烦。所以1933年夏天，陈寅恪商情陈垣为万里谋求辅仁大学的教职，陈寅恪致傅斯年的信里说到这事：“赵斐云兄失去北大教授之职，弟日来为之奔走于陈公援庵处……”援庵，陈垣的字。这样才有1933年7月万里受聘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不过实际上北大文学院国文、史学两系仍然聘请了万里兼教。
还有一条有趣的材料，李洪岩1989年5月采访吴组缃，在《人物》杂志1992年1月号发表了篇《吴组缃畅论钱锺书》，里面记录吴组缃的话：“赵万里给我们讲版本目录学，一次说：不是吹牛，某书版本只有我见过。课后钱锺书、吴晗讲：不是那回事，我们也见过多次，而且同他介绍的不一样。赵本来计划讲十个题目，落下笑话后，留下七八个题目请他俩讲。”但这个故事钱锺书本人没有认同，钱锺书说：“我除本系的功课外，绝不选修旁系的科目。赵万里和我是解放后在南京认识的。我没有作过中文系目录学班上的学生。我看书从不讲求版本，于版本学既无所知，亦无兴趣，哪里会那样充内行呢？！”（转引自范旭仑《容安馆品藻录》）钱锺书民国十八年（1929）考入清华外文系，民国二十二年毕业。吴组缃民国十八年考入清华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吴组缃言之凿凿，钱锺书矢口否认，真真假假，这就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可作为考证的题目了。吴组缃1930年转学清华中文系，吴相湘1933年考入北大史学系，如果吴组缃讲的故事是真的，也不表示两人所述的矛盾，更毋宁表明从1930年到1933年，万里的学问和授课又有了新的进展。
范旭仑这部书引了夏承焘日记里的一条材料，说明钱锺书称自己只是解放后才在南京和赵万里认识这个记忆不确：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十八日记录，这天晚上李拔可在海格路设宴，夏承焘赴会，“赵斐云万里、袁守和同礼、孙子书楷第、朱少滨师辙、钱默存锺书”同席，“酒馔极丰。八时席散……”海格路，今沪上华山路。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范旭仑引这条材料，自然想说的是：喝了一个晚上的酒，谅不至于仍然会不认识。或者还想暗示钱锺书的矢口否认吴组缃所讲故事，钱锺书对这事的记忆也不一定就可靠？姑且录之，以备掌故。
万里大学讲课的背后，恐怕也和他学问广博精湛有密切关系。他讲课有他精深的研究作为后盾。这也举两个例子。
1931年2月，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73卷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出版，他对自己的这部书也是颇为自得，在自序里说“汇刻宋人乐章，以长沙《百家词》开始，至余此编乃告一段落”。胡适作序，褒扬这部书不遗余力，说万里自序里的这句话“不是自夸，乃是很平实的估计”，又谓：“这部书的长处，不仅在材料之多，而在方法和体例的谨严细密。”并具体归纳了这部著作的5点长处。所以刘半农才会推荐万里指导北大研究生研究宋元词史——稍作补充的是，博学的钱锺书后来读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笔记里亦有给出赵万里这部书所漏收的利登《虞美人·草》、郑侠《西江月（寝室新营小阁）》等几首宋词，可知校辑古文献的不容易了。不过钱锺书《宋诗选注》《管锥编》等书的撰著，也仍然用到了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这也可以说明这部书的价值了（参见范旭仑《容安馆品藻录》）。
1933年10月，万里撰集的《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4卷刊行，这部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收宋元明刊本及精校、名钞、稿本总计3796种，以校订精审著称。傅增湘写序褒扬推重：“巨制鸿编，照耀宇内。”刘波称万里“由此扬名学界，为论版本目录之学者所重”（《赵万里先生年谱长编》）。万里的这部《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还与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编拍的《旧京书影》合为一部重印，出版社编辑部撰写的《出版说明》详述了这两部著作的“历史意义与实用价值”。万里的大学授课，实在也是有他的精微而广大的学术研究和在古籍版本方面的见多识广作为支持的。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好的教学必定是要有精湛的学术研究作为凭借的。
万里兼课所得薪酬，《赵万里先生年谱长编》有载录：1929年兼教北京大学史学系《中国史料目录学》课程，每星期授课2小时，每月薪酬40元；1930年兼教清华大学中文系目录学、校勘学课程，每月薪酬100元，每年计酬10个月；1937年获清华大学中文系续聘，讲授《版本目录学》，每星期2小时，每月薪酬60元（每年600元）。这些薪酬数目是个什么概念呢？《郭廷以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版）说及自己二三十年代先后任教北平的清华大学、南京的中央大学，每个月“伙食夫妇两人花不到二三十元，吃得很好，一斤肉一毛钱，每天花五六毛就可以买肉鸡鱼和蔬菜了”。以郭廷以的这个回忆作大致的参照，可以说明万里兼课所得收入还是颇为可观的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随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大、清华西迁，仍然留在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赵万里，也就结束了在北大、清华的兼职。教会学校辅仁大学凭借天主教背景，未被日伪当局控制，万里在辅仁的兼课也就得以继续。万里1950年下半年在辅仁大学升为兼任教授，这是后话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留在国立北平图书馆的赵万里，担任了善本部考订组组长，并兼中研院史语所编辑员（1939年12月起改为通信研究员）。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北平图书馆尚未受到日本占领军的侵扰。珍珠港事变发生，12月8日，北平图书馆北平馆舍遭日伪警宪搜查，被迫闭馆。1943年7月2日，中研院史语所致函中研院总办事处，呈请院长鉴核关于停止赵万里之通信研究员名义案。8月17日，中研院总办事处核准停止赵万里之通信研究员名义。关于万里在北平沦陷期间的行止，1947年2月18日，中研院史语所致中研院总办事处提请院务会议恢复赵万里之通信研究员名义的函里有明确的说辞：“抗战胜利后，据本所傅所长（即傅斯年）在北平调查结果，赵君并未参加伪组织，而其在抗战期间未能来至后方，亦有不同之解释。”万里得以正式恢复清白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