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欣
其实早在多年前，梅姨的样子在我脑海中已经模糊了，然而，心里时不时还会想起她。
梅姨是梅阿婆的女儿。在我婴儿时，因为父母白天上班没时间，便想找个人家寄养。经人介绍，就把我托付到梅阿婆家。梅阿婆和梅姨是姓梅还是名中有个梅字而这样称呼，已无从知晓，总之我认定这样叫。
由梅阿婆带了大约一两年后，我开始上幼儿园，即结束了这段寄养生活。虽然离开了梅阿婆家，但每逢新年，母亲都要拎着礼包带我去拜年。长到五六岁时，我似乎也有了点滴记忆。记忆中，梅阿婆住在一个深宅大院的后厢房里，对面还住着户农户，两家共用一个堂前和厨房。而房子前面是块晒谷场，大概是旧宅院坍塌改建，沿路重新砌起一堵土墙，院子里显得很空旷。冬季时分，梅阿婆家总是阳光充足，如同葵花一般温暖。
梅阿婆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常年穿连襟布衫裹小脚，头发始终一丝不苟盘个髻，里里外外弄得清爽又妥贴。记得有次去，梅阿婆提起当年事，用手比划着说：你那时候还抱在手里，喜欢在堂前玩。一到中午，阿婆去做饭，将你放置于木桶里，一个人站在里面“咦咦啊啊”，拍着木板着急想出来，结果却从未得逞过。听到这，梅姨站在斜照进来的金色光线里，弯着眉嗤嗤地笑。
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10岁左右，一个夏天午后，在上学途经十字街口，遇见梅姨，上去叫了声。她和我说了些什么，竟然都忘了，只记得梅姨抬头瞥了瞥路边叫卖的天蓝色棒冰箱，过去买了根用类似拷贝纸包扎的牛奶棒冰给我。在计划经济时代，对生长于南方小镇的孩子来说，一根棒冰无疑象征着至高的享受和垂涎的期盼。按照母亲的计划，我基本要等上一周才能吃上一根4分钱的白糖棒冰，而这根5分钱的牛奶棒冰，自然是个额外的惊喜。
当年梅姨20多岁，刚参加工作。印象中，那天她好像穿着一件淡黄色的碎花连衣裙，走在街上，眉目清秀的梅姨总会引人回头注目。也许是青春有了色彩，便明显异于周围的灰色。过了不久，听大人说她谈恋爱了。
大约一年后，车站附近的桥边发生车祸，一名未婚姑娘被轿车撞飞身亡。自此之后，梅姨再没有从我的视线中出现。只要有人提起她，我不由就会想起那年夏天，想起那根牛奶棒冰的滋味。
没多久，旧城改造，把住了多年的老宅子拆了，梅阿婆搬了新家。母亲照旧领着我去拜年，新家在一条弄堂里的楼房一楼，房内光线晦暗，进去要呆半分钟，人物才能慢慢看清楚。看到我，梅阿婆一把拉过去，不停地摩挲着我的手说：都这么大了，还想到来看我。接着问长问短，聊到后面，叹道：你梅姨要是在就好了。母亲就扯开说些开心事，梅阿婆因此笑了笑，笑得很勉强。
第二年，母亲便叫我独自去拜年。坐下聊了几句，梅阿婆话语又触及梅姨的事，当时以我未成年的处事经验而言，实在不知如何应对，只好“嗯嗯”低着头。再抬头，梅阿婆已经背过身掏出手绢在抹眼角，慌忙中花白的鬓发被弄得有些散乱，然后起身走到橱柜边，从里面抓些糕点糖果出来，放在果盘中，一碟碟摆在桌上，笑着招呼我吃，而两眼却犹是湿润。临了，不忘窸窸窣窣地从衣服夹层里，掏出个红包塞到我手里。塞回去不要，又塞回来，并使劲攥着我的手说：阿婆给的红包一定要拿，否则阿婆要生气的。
后来每年去，梅阿婆身子愈显佝偻，眼睛一年比一年混浊了，话亦少了，然而话再零碎，最后总要拐到梅姨这里来。所以每次去之前，我都在踌躇，面对阿婆，实在捏拿不准该不该延伸这话题，好像无论应答还是沉默都是件难事。因此常常没聊几句，便匆匆告辞。
我不知道梅阿婆一个人天天沉浸于回忆，这个回忆对她来说，到底是一种支撑抑或是一种吞噬？而当她一旦对未来完全丧失期盼的时候，颤巍巍的脚步还能迈多久？
过了几年，梅阿婆走了，再没人和我提起梅姨。而那条弄堂，直到今天，也再没有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