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桂芬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有一所大学穿越烽火，扎根西南，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短短8年的办学时间，这所学校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70多位两院院士……
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战火弥漫，平津沦陷。同年8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命迁于湖南，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作为常务委员负责筹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为适应战时需要，三校将院系作了合并调整，设立文、理、工、法商4个学院共17个系。校舍租用长沙城东韭菜园圣经学校、涵德女校、原清军49标营房，还在距长沙百余公里的南岳衡山设立了分校。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教授和学生还没全部到位，天空就响起了空袭警报。因淞沪会战失败，上海沦陷，南京陷落，日军进逼武汉，长沙危在旦夕。为了保住文化血脉，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兵分三路西迁，水陆兼进前往昆明。师生一路沿粤汉铁路至广州，经香港乘船抵越南海防，再由滇越铁路至昆明；一路乘车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过镇南关（今友谊关）抵越南河内，再由滇越铁路到蒙自、昆明；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横跨湘黔滇三省，历时68天，行程1663.6公里，抵达昆明，被誉为“教育史上的长征”。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二
抵达昆明后，西南联大没有校舍，主要租借民房、中学校舍、会馆上课。为了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学校把大部分经费用来购买图书和设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校长梅贻琦请两人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一个月后，一所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设计方案立马被否，因为学校拿不出这么多经费。此后两个月，梁思成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平房，砖墙变成土墙。梁思成气得要命，把设计图砸在梅贻琦办公桌上：“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思成，以你的大度，请再谅解我们一次。”梅贻琦歉疚地说，“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
西南联大除了图书馆屋顶可以使用青瓦，教室、实验室可以使用铁皮之外，其他建筑的屋顶一律覆盖茅草。联大学生李忠说，西南联大都是茅草房，也有一小部分教室顶子是铁皮的，可是一下雨上课它就叮当叮当地响。教授陈岱孙因“叮当叮当”的影响无法上课，放下讲义在黑板上书写“静坐听雨”。
虽然是教授，但生活极端艰苦。1940年后，梅贻琦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偶尔吃一顿菠菜豆腐汤如过节一样。为维持一家生计，梅夫人韩咏华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还上街摆摊卖米糕糊口。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病妻治病，每天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
数学大师华罗庚的屋子遭日机轰炸后，到昆明郊外20里的村庄，把牛圈上头堆草的小箱楼低价租下来。他每天很早便拿着一根拐杖，拖着瘸腿，步行去西南联大上课；晚上，为了节省点油，灯芯捻得很小，伏案潜心研究学术。老牛常借柱子擦痒，搞得箱楼摇摇晃晃；房子里蚊虱成群，吸人血充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华罗庚攻克了10多个世界级数学难题，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
不少学生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昆明，得不到家庭的支持，几乎一贫如洗，生活异常清苦，只靠学校发放的一二十元补助金维持生计，有的学生一天只能喝几碗白开水充饥……
西南联大师生不仅物质生活极度艰苦，而且学生们没有办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昆明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中转站，日军轰炸机会不时对昆明进行轰炸，课堂经常因日军空袭警报而中断。
为躲避日机轰炸，许多教授都分散居住在郊区乡下，每天都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但从不迟到。刘文典教授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西南联大学生钱能欣在《西南三千五百里》中写道：“时局虽然艰难，但学生们坚信，敌人摧残了我们的艺术城，破坏了我们的象牙塔，可是毁灭不了我们三千年来的文化种子”。
当时在这样生活、生命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西南联大师生坚持教学、刻苦学习，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他们的英勇事迹永载史册。
三
西南联大大师云集。旁听，在联大蔚然成风，不仅学生随意旁听老师的课，老师之间也互相旁听。闻一多与沈有鼎，两人同开“易经”课，经常互相旁听。
“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能用13种文字，学问之博大精深，被史学家傅斯年誉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教历史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知识，旁征博引，指点中西，内容涉及历史、宗教、语言等多方面，也吸引了其他教授去旁听。
1938年11月，经人推荐，西南联大聘请了“乡下人”、破产报馆主编沈从文为中国文学系副教授。当时，西南联大的教员大多是留学欧美名校归来，以及北大、清华等国内顶级学府毕业，并已在学术界取得显赫成就的名师。这位小学没毕业的沈从文没任何学术研究著作，但联大看重的是才华。唯才是举——这是西南联大的用人标准。沈从文开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西南联大学生很喜欢听沈从文的课，文学院学生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从文的书。
1939年，西南联大又干了一件震动全国的大事，聘请钱锺书、华罗庚、许宝騄为正教授。那一年，这三人都只有28岁。梅贻琦说：“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
1980年，沈从文出国访问，研究西南联大的外国汉学家问他：“抗战条件那么苦，为何西南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沈从文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正因自由，教授极重视创新。教授之间，观点争奇斗绝，蔚为大观。
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也很自由。学生转系相当容易，好多学生入学后发现不喜欢原来所报考的专业，于是纷纷转入自己喜欢的专业，只填了一张表格，其他什么要求都没有。
在西南联大，有一种平等诚挚的教学相长风气。 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都可以“对决”。课堂上，学生可以直指教师的错误，教师也很赞赏这样的做法。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教师讲义来答卷，只要有根据，也可拿高分。
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联大学生就这般养成了“自由”的习惯，独立思考在学校蔚然成风，熏陶滋养着联大学子。
联大学生、后成为清华教授的何兆武谈起学术自由对他的影响时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就行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联大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比死盯一个角度好得多。我的思路因此而开阔，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
但西南联大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它的考试制度非常严格，学校教师一点都不会容情。有个班级1941年入学有40多名同学，毕业时仅20多人。
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完成了战时临时大学的使命，三校师生离开昆明，陆续复员北返平津。为答谢云南人民的厚爱，西南联大将师范学院留在了昆明独立办学，建立了昆明师范学院，就是现在云南师范大学的前身。
西南联大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不朽丰碑，办学的8年多时间里，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共计3882名。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奖的23位科学家中有8位出自西南联大，分别是赵九章、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杨嘉墀、邓稼先、朱光亚、屠守鳄。西南联大还培养出了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郑哲敏5位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科学家。
1946年西南联大离滇，校园里立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通篇记叙联大建校始末、发展经历，优良校风、伟大功绩，碑后刻录了834位西南联大参军同学的姓名。碑顶上的文字是篆额“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由闻一多先生所题。该纪念碑碑文由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撰写。碑座整体呈圆拱状，高5米、宽2.7米，中嵌石碑，镌刻1178字碑文。除了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外，还有罗庸先生书丹，因此该碑被西南联大校友、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何炳棣盛赞为现代的“三绝碑”。碑中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西南联大走进了历史，但它的精神却永远留存在中国人的心里，并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正如美国弗尼吉亚大学教授伊瑟雷尔所说：“这所大学的遗产属于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