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初阳 陈梓荧
每次去临安图书馆，总被馆内那一片熟悉的书香包裹，身心便悄然静了下来。步出馆外，往东北角走去，一块石牌坊静静立在树影里——那是后来迁建于此的“秋官大夫”坊。它沉默着，仿佛一位被时光轻轻拂过的老者，与不远处阅览室中流动的光阴对望。在这信息纷飞如雪的时代，能与这样一段沉静的历史印记比邻而居，心头总觉得是一种珍贵的缘。
说起这牌坊的来历，要回溯到9年前的秋天。2016年9月，临安衣锦街整治改造，工人们掘出了一块残损的石坊构件。石上刻字还清晰可辨：中间是四个敦厚的楷书大字——“秋官大夫”，右侧刻着“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张科”，左侧则注明“嘉靖甲子岁春正月吉旦”。文物与方志专家们细细考证后，还原了一段往事：此坊建于明嘉靖甲子年（1564），是那位江西籍的巡按御史张科，特意为一位名叫汪烇的临安籍官员所立。
汪烇这个名字，对于今日的我们已有些陌生。清代的《临安县志》里简略地记载着他的轨迹：临安金岫人，也就是如今的太湖源镇，他的仕途从江西高安县令起步，历任漳州府判、安庆同知、九江知府，最后官至刑部郎中。一方县志，寥寥数语，却盖着“为官清廉，历有善政”的印记。
“秋官”是古时掌刑狱之官的雅称，后缀“大夫”，更含褒扬其刚正清明的深意。想来，在那样的时代，能得上级专程在家乡为其立坊旌表，其必有不凡的操守与功绩。
牌坊残件出土后，曾在临安城内引出好些热议。有人说，这是我们本地的一位历史名人；有人说，这印证了临安底蕴之深厚。但更多的声音，则悄然汇聚到一点上——这该是一种“廉”文化的回响吧。毕竟，这片土地曾走出吴越国的开创者钱镠，他以“执法如山、爱民如子”垂范于世。吴越国王陵近旁，数百年后竟出土这样一座彰表司法官员的牌坊，似乎不只是时空的偶然叠合，倒更像一种精神血脉的无声接续。
临安多山，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山养育的人，骨子里大抵总带着几分沉稳、扎实与勤勉。
那位名叫汪烇的官员，正是从太湖源的青山间走出去的。关于他的具体事迹，史料所载不详，这反而让人有了想象的余地。我们只知道，他仕途稳步，所至有声，而他所处的嘉靖朝，并非清平盛世，皇帝20余年不朝，权相严嵩只手遮天，官场风气可想而知的复杂。
在那样的泥泞中，一个地方官要恪尽职守、保持清誉，需要何等的定力与担当。所谓“信仰”，未必是现代独有的词汇。在那个时代，“为君上分忧，为生民请命”，便是士大夫心中最朴素的执守。汪烇能赢得这座“秋官大夫”坊，或许是因为他在这条路上走得比别人更坚定、更干净。
历史的长风拂过，吹淡了许多具体的故事，却吹不散那种精神的气质。我想，这或许是临安将修复后的牌坊立于图书馆旁的一片深意吧。让来往的市民，尤其是肩负责任的干部学者们，能在书香与沉思中，望一望这座沉默的石坊。它不言语，却仿佛在问：穿越460年的烟云，那份“秋官大夫”的担当与清正，我们今天接续得如何？
眼下，临安正全力打造“吴越名城·幸福临安”的崭新图景。目标越是壮丽，前路越需开拓，也就越呼唤那种“挺膺担当、主动作为”的实干精神。历史一直在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代人的回答，时代则呼唤着更多“实干家”的登场。
站在图书馆前，望着那座沐浴在今日阳光下的明代牌坊，忽然觉得，它像一座桥，连接着山的厚重、史的深邃与人的热望。它告诉我们，担当的舞台从来广阔，而廉洁的基石永不过时。在这片有过钱镠、有过汪烇的土地上，完成新时代的宏伟愿景，终究要看我们这一代人如何写下自己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