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岗
乌台诗案的惊雷过后，苏轼被贬黄州，从名满天下的文坛领袖、朝廷命官，沦为“扁舟草履”的逐臣。他在《答李端叔书》中写道：“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则自喜渐不为人识。”这份在世俗眼中的落魄，在苏轼心中却是值得欣喜的蜕变——当朝堂的虚名、世人的追捧渐渐褪去，他终于成为一个不被“苏轼”之名束缚的凡夫俗子，在平淡与粗粝中触摸到生命的本色。
苏轼的“自喜渐不为人识”，绝非消极避世的沉沦，而是历经劫难后的通透与觉醒。被贬黄州期间，他躬耕东坡，筑雪堂而居，尝遍“蒌蒿满地芦芽短”的乡野滋味，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生命宣言。此时的他，不再是被盛名裹挟的“坡仙”，而是能与渔民闲话桑麻、与樵夫共话山月的普通人。这种“与渔樵杂处”的平淡，恰是美的极境——它剥离了外在的光环与标签，让生命回归本来的模样，如他在《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中所言“人间有味是清欢”。这份“自喜”，是摆脱名缰利锁后的自在，是与天地自然相融的澄澈，更是“自我”的真正坚守。
反观当下，“生怕不被他人知”的拙劣表演却在各处上演。社交媒体上，有人为博眼球刻意摆拍“精致生活”，打卡网红地点却对风景毫无感知，求阅求赞求票求转比比皆是；职场中，有人热衷于夸大业绩、攀附权贵，将“让他人看见”当作唯一追求；甚至在公益领域，也有网红假装助农、伪造慈善场景，只为流量与关注度。这些行为的背后，是对自我价值的误判——将他人的目光等同于自我的重量，将虚名浮利当作人生的标尺。当一个人把存在感完全寄托于外界的认可，便会在追逐他人目光过程中，渐渐迷失本真，沦为虚荣的奴隶。
这种反差，恰恰印证了返璞归真的永恒价值。古往今来，真正成就不朽的灵魂，往往都带着“渐不为人识”的通透。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归隐田园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甘愿做乡野间无名隐士，却以淡泊诗心滋养了千年文脉；“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在戈壁荒漠中默默耕耘，世人不知其名时，他已铸就国之重器。新时代的“燃灯校长”张桂梅，扎根云南贫困山区40余年，创办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将1800多名女孩送出大山。她不求名利，不求曝光，一身病痛仍坚守讲台，当世人渐渐知晓她的名字时，她早已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大山女孩的希望。他们并非刻意避世，而是明白：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人是否知晓，而在于内心的丰盈与对家国、生命的担当。
“平平淡淡才是真”从来不是平庸的借口，而是“铅华洗尽，珠玑不御，道骨仙风”的清醒选择。苏轼在黄州的“不为人识”，让他跳出了文人的窠臼与官场的桎梏，在粗茶淡饭中领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在田垄阡陌间书写“也无风雨也无晴”的通透。而那些“生怕不被他人知”的人，看似活得光鲜，实则被欲望裹挟，在无尽的攀比与追逐中疲惫不堪。当网红的流量褪去、虚名的光环消散，剩下的唯有内心的空洞与虚无。
其实，人生的真谛，从来不在他人的目光里，而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苏轼的“自喜渐不为人识”，是接纳平凡后的不凡，是放下执念后的自由。我们当下最需要的，正是这份不慕虚名、回归本色的勇气。在纷繁世事中，不执着于“被他人知”的虚荣，不刻意追求他人认可，不盲目迎合世俗标准，守住一份内心的澄明，在自己的节奏里踏实前行，在“不为人识”的平淡中坚守初心，活出最真实、最丰盈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