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升
范氏天一阁藏书流传至今四个半世纪，书楼俱存，世所罕见。范氏家族向有“书不出阁”的祖训，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是其藏书得以留存的重要保证。但在抗战期间，为保护藏书，躲避外敌之觊觎、战火之肆虐，天一阁不得不打破数百年祖训，将阁中珍本分批多次转移，在外漂泊近十年，直至抗战胜利，方得重返阁中。关于这次藏书转移保护的情况前人已有过大致介绍，但仍有不够详尽之处，尤其是对于第五次从龙泉转移庆元多有忽略。本文主要依据天一阁博物院所藏当年有关藏书转移的档案，并结合其他材料，对此事作进一步梳理，以期揭示国人于国难当头之际保存历史文献之苦心与功绩。
这次藏书转移前期主要由重修天一阁委员会负责，此会创始于1933年，由鄞县文献委员会组织成立，成员主要包括地方官员、学者和范氏后裔，如鄞县县长陈宝麟、教育局长叶谦谅、文献委员会委员长冯贞群，北京大学教授马廉，宁波效实中学教师马涯民、宁波女中校长杨贻诚，范氏后裔范若鹏、范吉卿、范鹿其等20余人，其中陈宝麟任主席（1939年7月后由继任县长俞济民接任），实际主事者则为冯贞群。后期则由于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对天一阁的高度关注，浙江图书馆参与并最终承担了转移工作。
藏书转移的第一批为三箱孤本。1937年8月17日，先将孤本三箱运至月湖碧沚祠寄存。这次转移大体还在城内。8月31日，又将其从碧沚祠转移至鄞西毛草漕眺头范家庄（今属宁波市鄞州区集士港镇），这时已转到了乡下。这批书在此一直寄存到1939年4月。第二批转移者为八大木箱及一小皮箱珍本，1939年1月运至鄞南茅山范司马墓庄（今属鄞州区姜山镇），这批书在此也寄存至4月。至此共三次转移，不论转移到城内或是乡下，皆在鄞县范围之内，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在陈宝麟的支持下，得以顺利完成转移。第四次在1939年4月，转移的藏书包括了第一批和第二批，又从阁中选了《古今图书集成》十一箱，共二十三箱，在浙江省教育厅和浙江图书馆的安排下，转移到了南部的龙泉县福泽乡?石村（今属龙泉市塔石街道）。这次转移已远超鄞县的范围，因此须有省里的支持。1943年1月又从龙泉转移到庆元。这是三批书五次转移的大致情况，下面就其详情，一一分说。
第一批藏书的两次转移
第一批藏书的第一次转移始于1937年8月15日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召开的第二十四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委员有范吉卿、范鹿其、范盈汶、张申之、马涯民、叶谦谅（字友益）、冯贞群（字孟颛），共七人，会议主席为冯贞群，记录为施永绚（图一）。因人数不足，故改开谈话会。会议的报告事项有六项，讨论事项有两项，其中第二项即是转移天一阁藏书之事：
外侮紧迫，文化机关尤多危险。天一阁书籍应否运寄他处以资安全案。
议决：
1.择阁中所有孤本，约装三箱，暂寄碧沚祠。
2.推冯孟颛、叶友益、范鹿其、范吉卿、范若鹏、范盈汶诸委员办理之。
3.定八月十七日移藏。
这是当日会议的决议。此次决议后来得以执行，其所转移之书大致如下：
本会当于该日，择阁中所有登科录全部、明本方志全部、珍本《童溪易传》等书四十五种、《帝王图》全套、《得胜图》全套、二范卷子一卷，外附鄞县文献委员会所有先贤画像册等八种，装成三箱，依议移置完讫。
这三箱书的主体是全部的登科录和明代方志。后来天一阁最早整理出版了明代登科录和地方志，可见当时主事者学术水平之高。除了书籍之外，还有小部分鄞县文献委员会所藏的珍贵画册。这三箱文献确实堪称天一阁最珍贵的一批藏品了。
不过，这三箱孤本在碧沚祠无法存放太久，原因是：
碧沚祠近有军队移住，且有装设电台之举。祠中住军人众，存储书籍，烟火堪虞。
藏书最怕火，人多容易有烟火，对书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此外对于电也格外警惕，大约还是认为电容易起火。天一阁中至今不通电线，其来有自。因此在仅存放半个月之后：
值此时局，本会为紧急处置，已将该叁箱书籍于八月三十一日移至鄞西毛草漕眺头范家庄暂存。并另推本会委员范吉卿负责保管，月致津贴国币拾元。
因此，这批书在1937年8月31日完成了第二次转移，从城内的碧沚祠转移到了鄞西乡下眺头范家庄。管理方式也相应做了调整，原来在城内，方便照看，大概看护者吃住在城中家里即可，因此可能不需要另付生活津贴；这次转移到了乡下，不得不派专人看护，并支付每月10元的生活津贴。开始由范吉卿看护，1938年11月9日，范吉卿去世，改由范若鹏负责。
为了保护这批珍本，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不仅派专人看护，而且分别向地方基层政府和公安机关发函请求保护。眺头范家庄当时隶属鄞县武陵乡，委员会乃向武陵乡乡公所发函要求“贵公所派定壮丁，轮流加意保护，以重文献”。又向当地的黄古林公安局要求“派警时加巡察，以重文献，并传令范家庄内避难居民留心火烛等项”。
这批珍本直到1939年4月再次转移，在眺头范家庄安全存放了一年零八个月。应该说，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为保护这批书所做的多方努力是很有效果的。
这批文献中的书籍部分的具体目录曾在《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中用三角符号作了标注，云“有此记号者藏光禄庄”。“光禄庄”即眺头范家庄。
第二批藏书的一次转移
第二批藏书的第一次转移始于1939年1月5日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在尊经阁（即今天一阁博物馆内之尊经阁）召开的第二十六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陈宝麟、叶谦谅、冯贞群、范鹿其等十二人。会议讨论的第一个事项即天一阁藏书转移之事：
天一阁藏书奉教育部电令移地妥存，应如何办理请核议案。
议决：
1.前移藏眺头光禄庄书籍三箱仍旧不动。
2.再择阁中明以前版本及钞本，仿前式装箱，移藏茅山司马庄。推范委员鹿其负责保管，月支川旅五元，管庄人月支津贴二元。
3.装箱搬运等费实支实销。推冯孟颛、范鹿其、范多鉁、范若鹏、范盈汶五委员办理之。
关于这次决议的执行情况为：
于一月十日将阁中所藏明以前版本及钞本分装大木箱捌只，小皮箱壹只，于十一日下午雇八官船装运前去，十二日早晨到达茅山地方，运入范司马钦归云墓庄内安藏。由本会保管人范鹿其及该庄管庄人茅国兴负责保管。
这批书于1月12日到达茅山范钦墓庄（今鄞州区姜山镇），而早在1月10日，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已向姜山警察局发函要求“贵局令饬胡家坟派出所派警随时巡察，以重文献”（图二）。显然，这一措施沿袭了第一批藏书的保护办法。
这批书在茅山仅保存了三个月，就于1939年4月再次转移了。不过，从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对第二批藏书所采取的一系列保护措施看，不仅安排了保管人，还安排了管庄人，而且二者皆有按月补贴，同样向辖地警察局发函要求保护，看来应该也是同第一批一样，打算长期存放（至战争结束）。1939年4月的最后一次转移，很可能是意料之外的。也就是说，在讨论转移第二批藏书时，他们很可能没有想到还有三个月后的再次转移。那么，这次转移就应该是另有原因了。
第四次转移
这次转移的原因跟浙江图书馆时任馆长陈训慈有关。陈训慈籍贯为宁波慈溪，对天一阁藏书一向比较关注。抗战开始后，为天一阁藏书的安全，他曾建议范氏将阁书转移内地，开始未被采纳。1939年2月15日，陈训慈呈文教育部长陈立夫请求支持，希望教育部在藏书地选取、经费筹措和管理人员等方面给予帮助，并称浙图可派人协助。陈立夫同意其请求，电令浙江省教育厅、浙江图书馆协助范氏将书转移浙南龙泉。
1939年3月2日，陈宝麟转发给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一封公函，其主要内容是省政府下发的浙江省抗日自卫委员会的一份决议：
本会第六次会议关于组设浙江省沦陷区域流亡文献征集委员会一案，当经决议：
一、委员会不必设立。
二、通令各县关于各种历史上有价值之文献切实注意保管。
三、私人所藏文献如保管不便可交由当地或省图书馆代管。
四、如遇有事变时，私人所藏文献应由政府协助保管。
五、教育文化事业委员会如经调查确有关于历史文化之各种有价值之文献，可呈报本会转省政府核办。
省政府命教育厅将此决议下发各县，并要求教育厅督办。这份文件作为一个指导性的意见，是政府参与天一阁藏书转移的依据。于是，省教育厅派出代表周凯旋、省图书馆派出代表史叔同督办天一阁藏书转移龙泉之事。1939年4月7日，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在尊经阁召开第二十七次会议，出席者为冯贞群、叶谦谅（臧禹谟代）、范若鹏、范鹿其、范盈汶、陈宝麟，列席者为周凯旋、史叔同。会议主席陈宝麟，记录施永绚。此次会议讨论的最重要事项即藏书转移之事：
奉教育部令天一阁藏书由范氏自行觅藏，仍虑未妥。战期内应由教育厅代为迁移保管，战后负责交还。由厅觅定浙南龙泉安全地点妥藏等因，应如何办理按。
议决：
1.遵办。
2.已移存乡间之书两处共拾壹箱，同时原箱加封起运，运到储藏地后会同点查。
3.阁中之书应运者，由厅委周、史两先生及本会冯委员孟颛、范氏代表会同决定，点明后装箱，同时起运，并于运到储藏地后覆查。
4.起运时用县政府封条，并由经办各员会同签字。
5.目录即用此次所印目录，装订六份。凡移藏之书，均于书目之上加盖特制小戳（文曰“二十八年四月运藏龙泉”）。加盖完毕后，会同将小戳密封，存教育厅保管。
6.目录六份分存各处如下：（一）教育部，（二）教育厅，（三）省立图书馆，（四）县政府，（五）文献委员会，（六）范氏房长。
7.押运人员除省委外，并由文献委员会派员及范氏代表各壹人办理之。
8.装运川旅各费均由省方负担。
9.范氏派住储藏地看管之代表月支公费叁拾元，膳宿生活费一应在内，自四月起支，并先请厅预支两个月。
10.定四月十二日用船运到横涨候车接运，先运至永康，次由永康再运至龙泉，预定至十八日蕆事。
11.眺头藏书由范若鹏、施永绚、茅山藏书由范鹿其、教育科代表一人、阁内藏书由省委及范氏代表一人会同押运至横涨。
这次会议将此次藏书转移龙泉之事做了详细而周密的安排。各项费用主要由政府承担，与此前陈训慈呈文中的提议一致。范氏此次派往龙泉看管藏书的是族人范召南，其薪水由浙江图书馆负责。大概前两月由省教育厅预支，其后则由省图书馆发放。陈训慈离任后，仍然非常关注寄存藏书的保管情况，给继任馆长孙延钊写信，建议增加藏书管理经费的预算和管理员薪水等。此次转移藏书共23箱9080册。
天一阁转移龙泉之书，原藏于浙江图书馆第三秘藏处。1940年10月，因第二秘藏处房子宽大且更隐僻，遂移入其中。龙泉共有四个藏书点，分别为今天龙泉市塔石街道季边村和沈边村的金家祠堂、李家仓库、项坊蔡家仓库和南弄林坊吴家。
第五次转移
移藏龙泉之书，在1942年8月至1943年1月，用了五个月时间，再次转移到庆元。关于这次转移的情况，有关天一阁的文章和材料很少提到，造成有些表述不太准确。如1954年马涯民所撰《天一阁记》云：
以后时局日日紧张，国民党教育部应地方人士的请求，方才由四月九日下令拨款，把天一阁古书移藏浙江龙泉县山中。遂由浙江图书馆及鄞县文献会各派职员一人会同天一阁后人范召南，把鄞西鄞南的十二箱古书及《古今图书集成》十一箱运至龙泉山中，即派范召南管理，给以生活费。直至民国三十四年九月抗战胜利。
这里只提到了移藏龙泉的情况，未及转移庆元之事。此后有关天一阁藏书这段历史的文章或材料大多与此相同，均未涉及转移庆元之事。因为不知道移藏庆元之事，所以就误以为藏书一直在龙泉存放到抗战结束。有的文章甚至明确说“天一阁珍藏古书在龙泉存放首尾达八年之久”。
从移藏龙泉到抗战结束，天一阁藏书与浙江图书馆善本都是保存在一起的。关于龙泉之书转移庆元之事，1946年发表的《浙江省立图书馆最近概况》云：
三十一年（1942年）龙泉丽水均受威胁，龙泉藏书，再迁庆元淤上。馆迁青田南田。
2000年出版的《浙江图书馆志》记载：
（1942年）8月17日，龙泉藏书迁往庆元淤上和青田南田，至次年1月31日运毕。
其中善本运庆元淤上村，普通书运青田。这里没有明确提到天一阁藏书，不过有材料表明当时天一阁藏书和浙图善本是一起存放的。
大约1943年、1944年前后，已在重庆任职的陈训慈给浙江图书馆时任馆长孙延钊写信讨论保存在庆元淤上的浙图善本和天一阁藏书如何有效保护的问题：
如得台驾因公赴景宁，自往淤上察视慰问，与管理安全更可放心。弟以前不知地名，今承见告，拟函陈君转召南（此人见过）以乡谊存问之。
信中陈训慈建议孙延钊最好能去庆元淤上村慰问管理人员以确保其安心看守善本。其中“陈君”即指浙图善本管理员陈时茂，“召南”即天一阁藏书管理员范召南。可知天一阁藏书和浙图善本同在庆元。庆元方面的资料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如叶公爱《抗战期间浙江图书馆曾迁至我县淤上村》：
1942年4月间，浙江省立图书馆迁至我县淤上乡淤上村，则观音阁古老戏台为藏书处，有珍本图书150多箱，由管理员陈时茂、范绍南二人专责保管。
其中月份稍有参差，大概记忆不甚确切。文中有明确的藏书地点：庆元县淤上乡淤上村观音阁戏台。值得关注的是，有管理员“范绍南”，即天一阁范氏后裔范召南，说明天一阁藏书也藏于此。另外，抗战结束后，浙图善本确实是从庆元迁回的：“（1946年）8月28日，迁藏庆元的善本全部运回。”结合前面陈训慈之信和庆元方面的记载，天一阁藏书应该是和浙图善本一起运回的。
以上材料都说明天一阁藏书确实曾转移至庆元，并在抗战结束后从庆元运回杭州。那么为什么有关天一阁的材料大多都遗漏了这一点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天一阁藏书移藏龙泉之后，其管理主要由浙图负责，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处于次要地位。尤其是1941年4月宁波沦陷之后，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将所有银钱、书帖、文卷、器具移交范氏，该会实际上已经停止工作，自然也就不再参与对这批藏书的管理。加之抗战结束后天一阁藏书是与浙图善本一起运回杭州的，并非直接运回宁波。而对此最清楚的管理员范召南，当时并未随书回宁波，而是留在了浙图工作。因此，宁波方面很可能对移藏庆元之事并不清楚，这直接导致了此后一直到现在，宁波方面有关论著对天一阁这段历史的描述大多不够准确。
天一阁藏书与浙图善本一起运回杭州后，1946年12月25日才由宁波方面派人将其运回阁中。如果从天一阁第一批珍本离开阁中算起，天一阁的珍本已在外漂泊了将近十年。这一段可歌可泣的国人保存历史文献的事迹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