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强
邵飘萍，现代中国著名报人，原名新成，又名镜清，后改名振清，字飘萍。清光绪十二年农历丙戌九月十四日（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金华东阳紫溪村，民国十五年（1926）4月26日凌晨在北京遇害。
新闻职业理想的确立
邵飘萍清末民初踏入中国新闻界时，那时的新闻业的社会地位很低，有几个例子可以做脚注。
近代著名记者陶菊隐1978年应《新闻研究资料》的约请，写过一部名为《记者生活三十年》的自传体回忆录。这部回忆录从作者1912年参加长沙《女权日报》写起，到1941年退出上海《新闻报》止，时间刚好30年。陶菊隐说他当时进入新闻业是迫于生计，要给自己糊口。而记者是一种自由职业，不必求人谋职，没有入职门槛，“可以凭一支笔打天下”。清末民初长沙也是新潮激烈的地方，但即使是这样的地方，做记者也是不被人待见的。陶菊隐在回忆里说：新闻记者经常受到歧视，称之为“九流三教不入流之一流”，尤其是担任采访的记者，竟然有人视之为“包打听”或造谣生事之徒。陶菊隐说他跨进新闻界门槛的时候，就曾受过亲友长辈的训斥：“什么事都好干，为什么偏要干这一行！”张任天是邵飘萍浙江高等学堂的同学，张任天在回忆里也说：那时“每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
邵飘萍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确立自己新闻职业理想的。
邵飘萍新闻职业理想的萌发，应该是始于浙江高等学堂求学期间。浙江高等学堂前身是1897年创办的杭州求是书院，1903年改称浙江高等学堂，1914年停办。《求是书院章程》中规定：学生可在“每晚间及休沐之日，不定功课，应自浏览经史古文并中外各种报纸”，学生还开辟了“书报阅览室”，把自购自订的书报杂志放在里面，供大家阅读，这些报纸杂志有《时务报》《清议报》（后改为《新民丛报》）及《译书汇编》等。邵飘萍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肄业于省立第七中学（今金华中学），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师范科，清宣统元年（1909）夏天毕业。他在浙高的同学中有邵元冲、陈布雷等。陈布雷原名陈训恩，他面颊圆满，因此同学们都以面包称呼他，然后由“面包”的英文译音而改为“布雷”，此后以陈布雷著名。浙高读书时，邵飘萍、陈布雷都给上海的《申报》做过事。他们还就新闻事业请教正在上海的宋教仁，宋教仁和于右任等正主持《民立报》。当时陈布雷对宋教仁说：来报界做事，是为求学问、长见闻而来，自信较入大学为有益。宋教仁当即许为“海上奇闻”。邵飘萍、陈布雷当时应该是同气相求，陈布雷对宋教仁说的这一番话，应该也是邵飘萍所想的。是故可以稍作延伸判断，邵飘萍在浙高读书期间，已经确立了投入新闻职业的志向。这个志向，不是迫于生计为了糊口，而是有更大的抱负。这个更大的抱负，用邵飘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铁肩辣手”。这两个词出自明人杨继盛写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邵飘萍将“妙手”改为“辣手”。借用后来研究者的概括就是：“新闻救国”（参见郭汾阳《铁肩辣手：邵飘萍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这个“铁肩辣手”“新闻救国”的抱负落实于具体的办报，可用邵飘萍写在《汉民日报》里的几句话来表述：
报纸对于善事，有引导维持之责任；对于恶事，则有监督纠正之责任。或赞扬，或痛骂，皆尽应尽之责任，无丝毫成见于其间。
邵飘萍的这个理念，始终一以贯之，1913年8月下旬流亡日本时，他在写给太太汤修慧的信里说：“弟以傲骨天成，岂能寄人篱下，故唯有勉力所为，欲以新闻记者终其身，世不仕王侯，高尚其志，君亦赞成否？”
提升新闻业专业化水平
邵飘萍于1913年8月流亡到日本，入学法政大学，对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发达的新闻业尤其关注。当时日本报业已从政党报纸转型为商业报纸，邵飘萍那几年除了在法政大学研读现代社会必需的法律和政治外，还广为搜求现代新闻学的知识，他在当时上海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论新闻学》一文。这篇文章可以视作邵飘萍后来几部新闻学著作的纲领。
邵飘萍的第一部新闻学著作是《实际应用新闻学》，又名《新闻材料采集法》。他在这部书里认为报纸的三项业务是采访、编辑和经营，尤以采访最为重要：“培养外交记者乃是推进报纸根本的根本。”是故这部书主要论述了“外交记者”或“访员”。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报纸当以“内容为王”，记者和编辑合作给报纸提供“内容”，而记者尤为根本，没有记者的采写报道，编辑再好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实际应用新闻学》多有当时的社会名流作序，比如蒋梦麟。蒋梦麟曾在1902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后留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蒋梦麟在序里评论邵飘萍的新闻实践：“飘萍先生之采集新闻也，其手段敏捷，其观察精深；权轻重而定取舍，聚孤立之事实作系统的报告；明言暗示，富于兴味，凡曾读沪报通信及京报者，莫不知之。”邵飘萍这部《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和徐宝璜《新闻学》（1919年）、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27），曾被公认为中国新闻学体系产生的三大标志。
1924年6月，京报馆出版了邵飘萍的第二部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总论》。这部书是邵飘萍在北京国立法政大学讲授新闻学时所用的讲义，“参考欧美日本学者之专门著述，及自身十余年来实地经历所得”。这部著作6万余字，共分10章，依次是：新闻事业之性质，新闻记者之地位与资格，新闻社之组织，新闻纸之表里，世界的通信事业，新闻纸之进化史略，新闻纸之法律问题，中国新闻事业之现状，新闻事业之将来，余论。例如其中的“新闻社之组织”这一章，论述了包括编辑部、排印部门、发行部、广告史与广告技术；“新闻纸之进化史略”这一章论述了新闻纸与新闻记者的起源，各国新闻的特色；“新闻纸之法律问题”这一章论述了建立真正的新闻法，保障新闻事业的正当权益。可见这部著作，已经不满足于《实际应用新闻学》，而要对新闻学和新闻业做全面的研究和阐述。邵飘萍在这部书里寄希望于“有志青年，取法乎上，勉为其难”。
邵飘萍的新闻实践、新闻学著述以及在大学讲授新闻学，和徐宝璜、戈公振一起，为中国新闻业质量的提升、为中国新闻业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和专业化程度的提升，做出了切实的努力。对于中国新闻学的发展而言，邵飘萍和徐宝璜、戈公振，厥功至伟。
为新闻职业理想而殒命
邵飘萍一生为新闻职业理想而多次入狱或颠沛流离，但他始终铁骨铮铮，在所不惜。
民国元年（1912），邵飘萍初踏新闻业，即遭遇数场官司甚至被捕入狱。他后来在《实际应用新闻学》里说过这样的话：“愚初办报之时，系在浙江，当时革命以后，军人势力弥漫政界，凡有攻击彼辈之新闻登载后，每来函请将原稿及访员交出，以便直接加以惩创。”在这部书里，邵飘萍还写道：“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逮捕三次，下狱9个月。最后，《汉民日报》遂承袁世凯之电令而封闭。”包天笑的回忆里也说：“他在杭州时，据说曾与褚辅成等一班人有所谋略，浙江当局认为他是反动分子，曾欲捕其人，后有人为之疏通，汤修慧也奔走其间……”汤修慧《一代报人邵飘萍》回忆当时，说：“飘萍从狱中带出消息，嘱我设法营救。时值盛夏，我抱病日夜奔走，设法使飘萍得以缓刑……飘萍出狱，为避袁世凯的缉捕而急走日本。”邵飘萍初入新闻业，即已抱定主旨：“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也。”从民初邵飘萍进入新闻行业，直到1926年春天在北京遇害，十几年间，报馆被查封、自己受通缉，这在邵飘萍身上已经是“常态”了。
民国七年（1918），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京报》。在《京报》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里，邵飘萍写道：“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大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为作业！”汤修慧回忆：《京报》创刊时，邵飘萍在编辑室里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字。民国八年（1919），《京报》发文揭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报馆被段祺瑞政府以扰乱京师治安为罪名所查封，邵飘萍只得再次东渡日本避难。
民国九年（1920），邵飘萍重返北京，集资重建京报馆，复活《京报》。1925年初，更是着力扩充副刊，汤修慧回忆：“除每日有《京报副刊》外，并有十二种周刊，计为：《莽原》《戏剧周刊》《民众文艺周刊》《妇女周刊》《儿童周刊》《文学周刊》《电影周刊》《国语周刊》《小说周刊》《图画周刊》《西北周刊》《教育周刊》；三种半月刊，计为：《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社会科学半月刊》《诗学半月刊》。”徐凌霄《飘翁对于文化之努力》一文里有这样的评语：“此种办法实兼日报与杂志之长而有之。”曹聚仁在金华府中学堂读书时，邵飘萍是国文、历史教员，曹聚仁后来也是有名的报人和学者，他在《邵飘萍二三事》一文里评论道：“《京报》副刊，都是第一流文士执笔，成为文化界的权威。”著名报人，先后任《文汇报》总主笔、总编辑、社长的徐铸成，晚年回忆报海旧史，在《邵飘萍夫妇》一文里称：“1918年创刊的《京报》，对五四运动和在此以前发动的新文化运动，起了宣传、推动的作用。”而《京报》以日报而着力兴办各种副刊或专刊，积聚第一流之作者、不同类别的副刊满足不同类别读者的需求、提升报纸之品味和趣味，主报生气勃勃的新闻报道、新闻评论和品类繁盛的副刊相得益彰，这样的组合出拳办报，用之于今日也是可行和有益的。
第一流的记者
邵飘萍最为人所瞩目的依然是他的新闻时评和新闻报道。曹聚仁以为邵飘萍的“长篇通讯，都是言之有物，值得传世的”，“邵飘萍先生也是北京政治圈子最活跃的分子，其新闻报道，颇有远见”；马叙伦《石屋续渖》里的一则笔记称：“飘萍有黄远庸之风，笔墨犀利，而更泼辣……”黄远庸即黄远生，曹聚仁《“旧”闻记者：从黄远生到陶菊隐》称黄远生、邵飘萍都是“第一流的记者”。
鲁迅杂文《大衍发微》称：“1926年4月15日……奉系军阀汹汹而入，着手镇压和控制舆论，其中，有‘扑灭四种报章’‘逼死两种副刊’‘妨害三种期刊’的‘壮举’，这其中属于《京报》系统的，就有《京报》《京报副刊》和《莽原》。当时，军阀当局还下达了48人的通缉令，其中，邵飘萍名列第十六，鲁迅名列第二十一，赫然在目者尚有李大钊、孙伏园……”
据郭汾阳的史料梳理，1926年4月24日下午，邵飘萍在京报馆处理好事务，准备乘车返回先前躲避的东交民巷内六国饭店，“行至魏染胡同的南口时，突然遭到侦缉队的阻拦……荷枪实弹的警察将邵飘萍押往警厅”。晚上8时左右，侦缉队大队人马强行闯入京报馆，“严密搜查，最后搜走了邵飘萍所著《新俄国之研究》一书的底稿等物，其中，‘据说搜出冯玉祥聘请他为军事顾问聘书一纸，军事电报密码一本，和冯玉祥合摄的照片等物，作为他犯罪的物证’。随后查封了报馆，派军警守门，严禁任何人出入”……
4月25日傍晚5时，北京、上海、汉口新闻界代表13人赴石老娘胡同游说张学良，以作营救，“各代表交涉二小时之久，张谓此为张雨帅及吴玉帅之命令，不可违……不能再谈。各代表乃怅然而去……至昨晨一时余，邵由警厅解到督战执行处，审问一过，即判决死刑……”（见1926年4月27日《晨报》报道《邵振青昨早被枪毙，〈京报〉已启封》），张雨帅即张作霖，吴玉帅即吴佩孚，《申报》4月25日、27日、28日三次报道邵飘萍被捕和遇害，29日转载4月22日《京报》上的《飘萍启事》。关于《飘萍启事》，汤修慧说：“飘萍4月22日返报馆之际，曾将写好的‘飘萍启事’嘱我刊出。这是他临死前的绝笔……”
邵飘萍遇害的第二天，1926年4月27日，北京的《世界日报》头版大字标题：“邵飘萍以身殉报”，言简意赅。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有云：“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新闻界虽备受反动军阀的残酷迫害，但新闻记者公开被处死刑，这是第一次。”沈尹默在《吊飘萍君》中也称：“民国以来，以言论贾祸身殁而名彰，盖未有如君之烈者也。”狄马文章《带血的黎明》（载《书屋》2004年第9期）写道：“邵飘萍素有‘新闻全才’之称，但他给后人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是他坚定不移地反专制、反蒙昧，以及终其一生为捍卫言论自由所持的不屈不挠的战斗姿态和牺牲精神。”这应该是将近80年后，今人回望历史而作的一个恰切的概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