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虽然人们常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武之人个个认为自己牛气，但从集体无意识看，国人最看重的还是同行之间互相的抬举。不过，在我看来，文人们评论自己的同行，“相重”或“相轻”其实并不要紧，真正体现其评判价值的是别的东西。
晚年交恶的左宗棠与曾国藩曾是一对好朋友。初相识时，他们一个在湖南巡抚幕府里做师爷，一个则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在长沙帮办团练。左宗棠对曾国藩的人品评价不低，却一直看不上他的才华，他说曾国藩“才具略欠开展”“才短”“于兵事终鲜悟处”，有时甚至向朋友埋怨说“弟无三日不过其军絮聒之”，意思是，老曾办点什么事儿，都需要我经常耳提面命，否则，就有办砸的危险。左宗棠是不是毫无根据地贬低曾国藩呢？非也。曾国藩当年考秀才，折腾了7次才通过。剿办太平天国，也打过无数败仗，一次急得投水自杀，一次差点被敌方活捉。他自己也说“余生性愚钝，他人目下两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顷刻间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吾生平短于才”“秉质愚柔”。换句话说，左宗棠对曾国藩才华的评论根本不属于文人相轻，而该归入知人之论。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钱穆对陈寅恪写作风格的异议中。岳南先生《大师的趣闻轶事》一书载：1960年，钱穆写信给余英时，论及近代学者之文章，对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陈垣诸位，多有褒赞，说到陈寅恪却有这样一段话：“又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冗沓而又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方可成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
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对陈寅恪的学问和才华，全是交口称赞，说他是“教授的教授”“三百年来第一人”，几乎没有去寻找他学问或文字的缺失。钱穆对陈寅恪生出如此看法，是两人有过节吗？不是。上世纪30年代，两人同在北平任教，钱穆在燕京大学，陈寅恪在清华，经常共同参加学术活动，私下也有交流。后来，他们又共赴西南联大执教。陈寅恪曾称赞钱穆的《国史大纲》“备具通识”，钱穆曾在《师友杂忆》中称颂陈寅恪“博学宏通，尤擅考证”，很有点“哥俩好”的味道。
不过，陈寅恪的密友之一胡适曾在日记里说：“读陈寅恪先生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高明，标点尤赖，不足为法。”这种评价从侧面说明钱穆对陈寅恪文章的看法颇有道理。
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面对文人对同行的赞美或批评，我们到底该取怎样的态度？是首先留意他的褒贬，还是认真考察他说的话是否公正？我觉得应该是后者。评人论事，看重黑白是非，才能造就一种诚实讨论的风气，避免社会走向城府和乡愿。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我们也只能推定他在某个或某些方面比我们做得出色，却不能认定他事事强于人。与这些人相处，倘若我们只知“相重”，将他缺点也说成优点，把他身上的疮疤也视作玫瑰，那么，他本人固然无法进步，旁边的人也受不到教益。
要知道，世间能被风吹倒的都是外强中干的稻草人，而不会是巍峨的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