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厚明
冯梦龙著的《智囊》记载了一则案例，讲的是胡霆桂在南宋理宗开庆年间任江西铅山主簿，当时私家酿醋是被严令禁止的，违犯轻者要受鞭苔之刑，重者有牢狱之灾。有一个妇人因与婆婆有嫌隙，便控告婆婆私自酿醋，胡霆桂听后诘问她：“你对婆婆孝顺吗？”她说：“孝顺。”胡霆桂说：“既然孝顺，那就代替你婆婆受罚吧。”然后按照私酿的法令来责打她。
媳妇状告婆婆，且有事实依据。于法，应当按律严肃处置；于情，一旦纵容媳妇检举婆婆，告密揭发之风将盛行，势必破坏人伦常理，造成比处罚婆婆更大的隐害。胡霆桂心知“告讦之风不可长”，便以孝顺为名，杖责教育了妇人，既维护了律法的权威，又维护了伦理秩序，实现了法律与道德的兼顾、法与情的交融，哪怕是今日看来也是非常睿智又高明的做法。
对于亲朋好友之间相互揭发，尽管历史上有过诸多事例，但中国传统文化是持否定态度的。《论语·子路》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大意是说，叶公告诉孔子：我们那里的人很直率，某人的父亲偷了羊，儿子就去告发。孔子说，在我们那里，对直率的定义与你们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率就体现在这里。孔子以风俗不同为由，间接谴责儿子对父亲的告密行为。庄子也指出：“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一针见血点明亲朋间告密只会造成人人自危、相互猜忌，戗害的是难以弥补的情感和信任，进而危及社会安定。
汉宣帝刘询还颁布过我国历史上以国家名义明令“亲亲相隐，均不论罪”的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汉书》）在皇权时代，这一诏令不仅极具人性意味，也代表了当时的社会正义。如今，我国刑事诉讼法也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在刑事诉讼中可以免除强制出庭作证的义务。这一规定实际上免除了他们的强制作证义务，体现了对家庭伦理关系的尊重和保护。
法大还是情大？毋庸置疑，在尊崇法治社会、依法治国的时代，严格守法循法是理所当然的。当人性道德、公序良俗和法律法规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到底是遵循人情还是坚定执行律法？在更加倡导开放包容、注重人文关怀的今天，规则正义与亲情正义的调和是现代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
“法不外乎常理”在某种意义上表明法律不可以回避亲情正义，遵循法律法规的同时，充分考量道德人伦和公序良俗，既关照法理又顾及情理，是一个文明进步社会的应有之义。当然，现代法治不仅保障个人权利，还要维护社会整体权益。在面对忠孝不能两全时，一般要求亲情服从国家秩序，以不危害社会和国家为基本界限。如果单纯强调亲情至上，在“不举报”之外还以积极的方式帮助逃避处罚，亦有可能构成窝藏、包庇犯罪，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
法理与伦理，人情与律法，往往会是一对矛盾和冲突。但从本质而言，情法无悖，其初衷和旨归是统一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中说：“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情与法的冲突不在于二者自身的属性，法的制定本身应符合人的正当权益，人之情理也不可践踏于规范社会关系的法理之上。
在实际生活和百姓的心中，不悖公序良俗、不违公平正义的律法才能深入人心、行之有效、走得更远。律法并不是冷冰冰的条条框框，而应是循人性、讲情理、有温度的约束，完全可以执行得让人心悦诚服，受到人格精神上的洗礼和净化。而作为一个社会人，不亵渎律法，不违背良知，不漠视真理，才不会暗淡人性的光辉，丢失真善美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