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书法史上，王羲之并没有“书圣”之名，其名气甚至比不上当时的一般书法家，如梁武帝萧衍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就说：“子敬（王献之）之不迨逸少（王羲之），犹逸少之不迨元常（钟繇）。”“不迨”，不及之意。唐代时，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还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王羲之“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苏轼、黄庭坚、蔡襄、董其昌等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