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庆民
所谓奏章，是指古代臣属向帝王进言陈事的文书。虽然各朝各代的叫法不尽相同，但作用是一样的——可以报告工作、歌功颂德、议礼论学，也可以陈政要、言兵事、进谏、弹劾等。目的是通过文章的形式向帝王说出内心的话。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留下来的奏章浩瀚如海。但总有一些奏章如星辰闪耀，它们或力挽狂澜，或撼动人心，以寸纸之言改写王朝命运。
如若以今日的评分标准审视，哪些奏章堪称满分呢？
秦王政十年（前237），秦王下了一道令：“驱逐所有客卿。”李斯作为楚国客卿，也在驱逐之列。他深知此令若实施，将动摇秦国人才根基，遂写下《谏逐客书》力谏秦王。
李斯以“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开篇，委婉否定逐客政策，随后展开论述，列举秦国四代明君重用客卿之功：秦穆公得由余、百里奚等，“并国二十，遂霸西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秦惠王用张仪破合纵，“散六国之从”；秦昭王用范雎强公室，“蚕食诸侯，成帝业”。最后以“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作为总结，来反问：“客何负于秦哉？”
秦王阅后即刻废除逐客令，李斯官复原职。可以说，这篇奏章为秦统一六国储备人才、郑国渠最终建成使关中变为沃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鲁迅赞：“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该文以理胜辞，兼具战国策士的雄辩与汉代辞赋的华美，成为古代公文的典范。尤其是李斯提出“地无四方，民无异国”的开放人才观，打破地域偏见，强调“任人唯贤”，对后世治国理念影响深远。
李斯的《谏逐客书》为秦代奏章树立了“以史为鉴”的标杆，而汉代奏章则走向了更复杂的功能分化，发展出更加成熟的审核机制。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以情挟理的策略，正是这一制度下“奏章”的巅峰之作。
《出师表》是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决定北上伐魏、克复中原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书的表文。他将北伐的战略、治国的良策及对后主的期许，化作了一篇情真意切的奏章。“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他推荐郭攸之、费祎等贤臣，劝谏要广开言路、亲贤远佞，以此兴复汉室。表中23次提及“先帝”：“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表达了诸葛亮对刘备知遇之恩的感激，将刘备的遗志化作了毕生的追求。这篇奏章不仅是军事檄文，更是一位老臣对国家的忠诚誓言。
这篇表文以议论为主，兼用记叙和抒情。文章既不借助于华丽的辞藻，又不引用古老的典故，以恳切委婉的言辞劝勉后主开张圣听、以复汉室；同时也表达自己以身许国、忠贞不二的思想。
虽然这份奏章最终未能挽救蜀汉，却以“忠贞冠千古”的姿态，及以生命践行奏章的承诺，为后世留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佳话，更成为后世文臣的教科书。因此，南宋诗人陆游曾感叹：“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西晋泰始三年（267），洛阳宫城内，晋武帝司马炎反复摩挲着一份奏章。这是蜀汉旧臣李密拒绝出仕的《陈情表》，文中竟无一句忠君之言，通篇皆是祖孙情深。
“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这篇不足六百字的奏章，却堪称中国文学史上最动人的散文之一。当写到祖母病重时，文字更如泣血：“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四个四字短句，将生命的脆弱与时光的残酷展现得淋漓尽致。而“臣侍汤药，未曾废离”一句，又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在病榻前衣不解带、亲尝药汤的孝子形象。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开创了“逆耳忠言”的范式，敲醒了广修宫殿、四处巡游，沉溺于奢华的唐太宗。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开篇便是几组比喻。紧接着魏征又向唐太宗指明，历史上的君王创业时大多兢兢业业，但善始善终的就不多了。道理述尽，便向唐太宗提出“十思”：“见可欲则思知足，将有作则思知止，念高危则思谦冲……”每一条都直指君王过失。唐太宗越读越心惊，立马命人将奏疏刻于屏风之上，此后减少巡游，罢黜奢靡，重新启用直言敢谏的大臣，广开言路，成就了“贞观之治”的大唐盛世。
魏征去世后，唐太宗恸哭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若以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历史中的奏章，还有数之不尽的满分之作。它们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智慧的传承。对于今天的我们，能在一篇篇奏章中感受他们的热血与担当，思考我们的责任与使命，这或许就是满分奏章给予我们最宝贵的礼物。那些可以得到满分的奏章，不仅在于其文学价值，更在于其蕴含的深刻哲理，哪怕跨越千年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