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江良
王阳明是儒家“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学说以“心”为宗，提出“心即理”，倡导“知行合一”，专注于“致良知”。
王阳明的“格竹”，被后人视为“心学”发展的里程碑。对于“格物致知”，朱熹是将“格”理解为“推究”，把“物”理解为“天下之物”，推究的目的是穷理，穷理之后便“致知”了。他强调的是世间万物都有其内在的“理”，通过“格物”可以认识和把握这个“理”，从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格竹”前的王阳明则单纯地理解为：既然“一草一木”都有“理”，那就去实践一下能否“格”出来。结果，他对着竹子目注心凝了7天，不仅“格”不出“理”，还因体力透支大病了一场。
此后，王阳明对“格物”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认定“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然而，事物总存在两面性。这场看似荒诞的行为，尽管致使王阳明关上了“理学”的门，却无意间为他开启了“心学”的窗，让其萌发“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的念头，为后来构建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埋下了伏笔。
经历“格竹”失败之后，王阳明与竹子的关系并未因此中止。竹，在他看来，一直是表达思想的载体。弘治十四年（1501），他在游历九华山后，写了一首名为《书梅竹小画》的诗作：“寒倚春霄苍玉杖，九华峰顶独归来。柯家草亭深云里，却有梅花傍竹开。”在这首诗中，他通过描绘梅、竹等自然景物，借助“却有梅花傍竹开”的意象组合，暗合“致良知”（梅之孤傲）与“知行合一”（竹之虚直）的双重维度，表达了对“圣人之道”的崇尚与不懈追求。
更值一提的是，五年后，王阳明因抗疏忤旨，被“谪官龙场”，正德三年（1508），前往任所，领众人伐木筑宅，在宅前空地“驾楹为亭，环植以竹”，取名“君子”。于此，他“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领会了“格物致知”的真谛，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其间，撰写《君子亭记》，以“竹”为喻，揭示君子应具备的四种品德：德行、操守、明智、仪容，完成了从自然物象到道德本体的哲学跃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