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兴海
1920年初春的杭州城，数百名军警手持步枪包围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操场铁门外，学生高呼“为新文化牺牲”，声浪穿透高墙；铁门内，一师学子挽臂而立，以血肉之躯阻挡军警进入。这场震动全国的“一师风潮”，矛头直指当局撤销校长经亨颐职务的政令。当警棍与呐喊碰撞，新文化与旧秩序的对抗在此刻具象为一座校园的存亡。经亨颐——这位被学生称为“我们的校长”的教育家，其倡导的“人格教育”理念，已然将浙江一师淬炼为新文化运动的南方火炬，更在近代中国教育转型史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教育维新：从“贩卖知识”到“人格觉醒”
经亨颐的教育革命始于对传统教育的彻底反叛。留日归国执掌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后改称浙江一师）后，他痛斥学校为“贩卖知识之商店”，提出石破天惊之问：“求学为何？学为人而已。”这一理念颠覆了以科举遗绪为核心的功利性教育，将目标转向全人格的塑造。其亲手制定的“勤、慎、诚、恕”四字校训，被赋予现代性阐释：“勤”需不厌不倦探索真理；“慎”指要谨言慎行减少错误；“诚”为“真实无妄”，强调自我完善；“恕”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培育公民精神。
为践行理念，经亨颐实施三大破冰之举：在师资重构方面，1919年秋聘陈望道、夏丏尊等16人为专任教员，终结教师“因循敷衍，以学校为栖身传舍”的流弊，组建起提倡白话文的“四大金刚”；掀起管理革命，在学校创立评议会制度，师生共治校务，学生代表首次进入决策层；促进课程革新，1919年10月断然推行国文课全面采用白话文。面对“国文程度下降”的指责，他驳斥：“国文当为教育所支配，非教育为国文支配。”讲台上之乎者也的消逝，实则是千年文言霸权崩塌的序幕。
自治之火：从“他律牢笼”到“自律公民”
经亨颐最具先锋性的实践当属学生自治。1919年11月16日，一师学生自治会成立大会上，两千师生齐唱《自治歌》：“理性意志各自制”，歌声中一个微型公民社会雏形初现。在经亨颐看来，自治绝非放任，而是“写‘自’字一撇，未到‘治’字一点”的成长过程，需师长“指导”与同侪“陶冶”并行。
自治会细分12项职能，涵盖健康、学术、德性乃至社会服务，而儆戒、学业评定等仍属校方职权。此种“双轨制”释放出惊人效能：学生自管膳厅后，“食物何必计较”的共同体意识取代了抱怨；自治纠察部禁烟成效远超校方强制，因“告发机制”唤起道德自律。当请假制度改为每日自由出入两小时，学生反比“他治时期”更严守纪律——人格的觉醒催生了真正的秩序。
风潮淬炼：新旧冲突中的精神堡垒
1920年初，学生施存统发表《非孝》一文批判封建伦理，成为新旧势力决战的导火索。当局以“渎职”为由罢免经亨颐，引发“挽经护校”运动。军警包围校园时，学生宣中华高呼：“中华为革命死而无憾！”——他后来成为浙江农民运动领袖，29岁慷慨就义。这场被蔡元培、梁启超声援的“浙江五四运动”，终迫使当局妥协。
风潮不仅巩固了新文化阵地，更昭示教育场域的政治意义。经亨颐虽离职赴上虞创办春晖中学，但其精神已深植学子心中。春晖延续一师血脉，以“反对旧势力，建立新学风”为旗，汇聚朱自清、丰子恺等大家，成就“北南开，南春晖”的传奇。白马湖畔的钟声，实则是西湖畔抗争的悠长回响。
群星谱系：人格教育的世纪回响
经亨颐执掌一师10年，培养人才构成半部浙江新文化史。宣中华、俞秀松（共青团创始人）等从自治会走向革命前线，播撒革命火种；湖畔诗人冯雪峰、潘漠华将“血泪意识”注入创作，柔石以《为奴隶的母亲》叩问社会，擎起文艺先锋大旗；丰子恺、潘天寿在李叔同艺术启蒙下开创美学新境，终成一代巨擘。
这些多元路径恰是“人格教育”的生动诠释——经亨颐从未塑造单一“模范”，而是激发个体“自动、自由、自治、自律”的生命潜能。当潘天寿挥毫追忆经氏篆刻指导，当曹聚仁晚年独称经亨颐为“我们的校长”，师道传承已超越技艺传授，升华为精神血脉的延续。
浙江一师，1923年与浙江省立一中合并，后历经多次重组，成为杭州高级中学（贡院校区） 和 杭州师范大学的重要源流。杭高校园保留着“浙潮第一声”雕塑、鲁迅手植樱花树，每年举办“樱花文会”纪念文脉；杭师大“经亨颐教育学院”，以教育革新为使命，延续“人格教育”理念；春晖中学今为全国重点中学，校史馆陈列经亨颐手稿。经亨颐病逝14年后，其骨灰由女儿经普椿移葬春晖校园。墓碑“长松主人”四字，恰似其教育理想的隐喻——以松柏之姿抵御风雪，滋养新木参天。
浙江一师的实践，本质是一场以教育重构中国人精神根基的壮阔实验。当白话文取代八股，自治会瓦解威权，人格价值首次凌驾功利之上。经亨颐与一师群英的身影，至今仍在叩问教育的本质：学校非知识货栈，实乃人之熔炉；教育非技能灌输，而是对自由心灵的永恒唤醒。白马湖畔未息的钟声，仍在为每一代追寻“人格之光”的跋涉者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