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鲁迅先生的烟瘾，怕是与他那支“金不换”的毛笔一般，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我酒是早不喝了，烟仍旧，每天三十至四十支。”1928年6月6日，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如此写道。这话说得平淡，却透着一股固执的坚持。
倘若翻阅旧日的相片，鲁迅的形象大抵总是如此：一袭长衫，头发硬挺地竖着，眼神锐利如刀，而指间，便常夹着一支烟。那烟，有时明灭于深夜的灯下，有时飘忽于友人的谈笑间，有时则固执地伴着他，直到稿纸上的墨迹干透。许广平女士回忆，先生的吸烟量是极大的。一日下来，总需50支上下。这数目放在今日，足以令任何一位医生蹙眉。工作越忙，越是手不离烟，这时候“一半吸掉，一半是烧掉的”。许广平甚至能够通过烟蒂的数量来判断鲁迅一天的活动：烟蒂多，说明他整日在家写作；烟蒂少，则可能是外出办事了。
在《藤野先生》中，他写道：“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在散文《秋夜》中，他如此描绘：“我打了一个呵欠，点起一支纸烟，喷出烟来，对着灯默默地敬奠这些苍翠精致的英雄们。”《野草》中的描写更是传神：“我疲劳着，捏着纸烟，在无名的思想中静静地合了眼睛，看见很长的梦。忽而惊觉，身外也还是环绕着昏黄；烟篆在不动的空气中上升，如几片小小夏云，徐徐幻出难以指名的形象。”
在那个时代，在那个需要以文字为投枪的时代，烟草或许成了他抵抗困倦与虚无的武器。夜深人静时，唯有案头一盏灯，手中一支烟，陪伴他与那无边的黑暗对峙。烟雾缭绕中，他写下了《狂人日记》里“吃人”的恐惧，写下了《阿Q正传》中那可悲又可叹的灵魂，写下了《野草集》里那些挣扎求生的文字。烟灰跌落在稿纸上，他轻轻拂去，如同拂去时代的尘埃，却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这烟瘾，自然也侵蚀着他的健康。先生患有严重的肺病，医生屡次劝他戒烟，至少应当减少。他听了，有时也会无奈地笑笑，答应着“是的是的”，但手中的烟却并未真正放下。有一回，他甚至对友人戏言：“我吸的是烟，吐出来的是闷气。”这幽默背后，藏着多少难以言说的沉重？他何尝不知吸烟的危害，只是那精神的苦斗，需得这物质的刺激来稍稍慰藉。他的生命，仿佛在以一种加速燃烧的方式，换取思想的迸发与文学的结晶。萧红在回忆文章里写过，有一次去看望先生，见他咳得厉害，却仍不肯放下烟卷，只是笑着说：“不吸一点，写不出东西来。”这话听来平常，细思之下，却令人心酸。
他与烟的关系，亦可见其性情之真。他抽烟，不分品牌，据说一度常吸的是“品海牌”与“翠鸟牌”，后来也吸“黑猫牌”。他并不讲究这些，有烟便可。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访问上海时与鲁迅会面。看着鲁迅手中夹着的烟，萧伯纳好奇地问：“你抽的是哈德门？”鲁迅笑着回答：“是，便宜，好抽。”萧伯纳接过烟试吸一口，忍不住咳嗽一声，感叹道：“你们中国人的烟，比我的剧本还辣。”鲁迅回应道：“辣才好，能醒人。”鲁迅待人真诚，自己吸廉价烟，却常备好烟招待客人。萧红回忆说：“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是绿听子的……是鲁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另一种是白听子的，是前门烟，用来招待客人的……”这种待人之道也体现在他收到别人送的“黑猫牌”香烟时——他没有留着自己享用，而是分送给了朋友和兄弟。
与青年作家们谈话时，烟雾弥漫之中，思想的交流却愈发清晰。他那著名的“蚊子论”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脱口而出的：“譬如一只蚊子，哼哼哼地叫个不停，究竟是要叫人注意的，但若被一巴掌拍死，也只好自认倒霉。”说话时，手中的烟蒂即将燃尽，他又熟练地接上一支。这支烟，从他青年时留学日本便开始点燃，一直燃尽了他在上海大陆新村的最后岁月。
如今，我们想起鲁迅，便会想起他那冷峻的面容，想起他那锐利的文字，也会想起那始终萦绕其侧的缕缕青烟。那烟，最终与他的文字一同，化为了历史的一部分。当我们试图理解那个时代的苦难与抗争时，或许也能从这烟雾中，窥见一丝真相：那是一个需要燃烧生命才能唤醒民族的时代，而鲁迅燃烧得尤为炽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