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
为了撰写清朝湖州籍状元的文章，我在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料库查找姚文田的资料，发现这位乾隆五十九年特科考试第一名，嘉庆四年殿试又荣登榜首的“双料状元”名不虚传，在任上勤慎政务，治国安民，业余时间还博览群书，勤奋著述，学术上颇有成就。他除了主持编修《扬州府志》外，还先后撰写了《广陵事略》《历代世系编年纪》《邃雅堂学古录》《说文声系》《说文解字考异》《内经脉法》及《相宅》等著作。其中《说文解字考异》是姚文田准备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也是留给后人最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可惜这部倾注了姚公半生心血的稿本命运坎坷，虽经祖孙三代的不懈努力，最终还是未能刊印问世，连原稿都差点儿丢失，其中的曲折离奇真是一言难尽。
在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料库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金石类”著录中，发现国内有四处收藏了姚文田的《说文解字考异》稿本：国家图书馆两部，上海图书馆一部，浙江图书馆一部，旅顺博物馆残缺的半部。国家图书馆所存的两部稿本均为十五卷二十八册，其中一部每册书衣都有楷书“群书引说文考”，里面各卷的卷首皆题写“说文解字”，只有第一卷在“说文解字”旁加上“考异”两字。页眉、页脚及行间等处还有不少的批改，涉及书中内容的增加或删改。另一部每册书衣及卷首均作“说文解字考异”，第一卷页眉、第二卷上的页脚、第二卷下的书衣分别有“乙丑十一月十八日秋农（姚文田的字）手校讫”“乙丑十二月初六日秋农校讫”“乙丑十二月廿八日秋农手校讫”“丙寅二月初十日秋农手校讫”的题识，并钤有“秋农”“姚文田”的朱印。仔细对照，发现凡是前一部页眉、页脚及行间的批注内容，在这一部中皆双行叙入。据此推断：前一部应是姚文田的手稿草本，而后一部则是在前一部基础上补充修改、抄录誊清、校对装订的清稿本。另外，两部稿本都加盖了“京师图书馆藏书印”。
晚清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缪荃孙是江阴人，他年轻时经常往来于湖州、苏州之间，与陆心源、凌霞、刘承干、吴云、吴昌硕等湖州籍文人士子都有交往。国家图书馆的藏品中有《二家书札》信函粘贴本一册，汇集了缪荃孙和陆心源分别致凌霞的函札若干。其中缪荃孙致凌霞的信函22通，主要涉及金石辑录和传拓等，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缪荃孙在自己的《云自在堪随笔》卷三“书籍”中提到：“近见姚文僖（姚文田的谥号）文田、严铁桥（严可均，号铁桥，湖州织里人，嘉庆五年举人，晚清著名文字学家、藏书家、钱币收藏家）同撰《群书引说文疏证》稿本，均手稿，加签满纸，其孙彦侍方伯交予审定，前嘱同事吴枚升写精本，后又嘱郑伯更添甚多。予颇不为然，有引用嘉、道时未出之书，不如用原本。遂未及付梓而方伯没矣。彦侍之孙将家藏书籍售之京师图书馆。手稿一次，清稿二次，清稿皆在焉。书单题曰钞本，不知其高祖手泽也。”1909年缪荃孙出任京师图书馆正监督，在其任上编纂的《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对馆藏的两部《说文解字考异》均有著录，并加按语追述了他与姚觐元（字彦侍，姚文田的孙子，曾任川东道台、广东布政使）及此书的因缘：“同治壬申，荃孙在蜀，彦侍观察招入幕中，出此初稿，嘱为整理，次第交写官另写清本，荃孙写成一分。又嘱遵义郑伯更知同为之。伯更据后出之书增补甚多，彦侍不以为然，伯更辞馆，带书而行，殁于逆旅。彦侍寓苏，至登上海报以觅此书，后彦侍堂弟藏此清稿，函交彦侍，彦侍大喜，将为开雕而病殁，今两稿具在，不胜存没之感云。”缪荃孙《艺风藏书记》卷“《说文解字》三十卷”条亦记载：“姚书徵引甚博，系草稿，涂乙满纸。文孙方伯觐元宝同拱璧。荃孙入川东幕，方伯属荃孙指示写官录出清本，复交遵义郑伯更详校，成书八册，欲刻未果。近年姚氏书尽出，此书亦在内，但注‘钞本’，不知先代著撰矣，可胜慨哉。”
缪荃孙作为时任川东道台姚觐元的幕僚，见证了《说文解字考异》稿本校勘、增补、抄录、丢失的全过程，其所言应该是翔实可信的。他提到当时在姚觐元家任西席的郑知同（字伯更，贵州遵义人），其父郑珍是晚清宿儒，先后在贵州多处任教谕，对文字学颇有研究，著有《说文逸字》《说文谐音》《说文大旨》等。郑知同从小跟随父亲读书，耳濡目染对文字学也有一定的研究，所以东家就将校勘祖父遗著的重任交付与他。可郑知同的学究气太浓了，还有点偏执，没有领会东家的意图，对稿本随心所欲地增补删削，增添了好多作者在世时尚未出版的书中资料，把姚文田耗尽心血写就的稿本弄得面目全非，难怪姚觐元见了要生气。可能东家批评的语气生硬了点，同僚老缪等人又在旁边冷言冷语讥讽，郑知同觉得孰不可忍，一怒之下竟不辞而别了。读书人嘛，难免会有点书生意气，士可杀、不可辱，东家不尊重我，我辞职走人，这是当时家庭教师通行的做法，情有可原，无可非议。但问题是你将别人祖上留下的手稿也擅自带走了，最后还因“殁于逆旅”而殃及池鱼，珍贵的手稿从此人间蒸发了，这样就未免有点难堪了。姚觐元在广东布政使任上遭人弹劾，罢官归隐苏州之后，在上海《申报》上悬赏寻找祖父的手稿。上天有眼，当年《说文解字考异》一稿完成后，细心的姚文田又誊抄了一份清稿，托人带回湖州老家保存，以备不虞之变。老家的堂弟在《申报》上见到刊登的悬赏广告，翻箱倒柜找出叔祖留下的清稿寄到苏州，倾注了祖父毕生心血的手稿得以重见天日，姚觐元如释重负，大喜过望，困扰他多年的心结终于解开了。
贵州学者蒋南华等校注的《郑知同楚辞考释手稿》前言曾提到：“郑知同之《补姚氏说文考异》20卷和《说文正异》2卷均由张之洞呈献于清内阁书库，现存北京图书馆 。”但在北京图书馆的古籍目录中未见此书。经行家指点，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到了张之洞弟子、江苏吴县人王仁俊的《说文考异补》稿本八册，书前有王仁俊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写的“说文考异补叙例”，其中谈到：“归安姚文田之《考异》，大旨据唐宋以来引文加以论断，致为精密。顾其书系手稿，未勒定本，南皮尚书张孝达（张之洞）师开府两粤，属遵义郑氏知同重加考辨，续为编纂，草稿初成，未及清缮，其中删并复夺排比前后斯事繁琐，尚竢来者。”“又记”曰：“是书初名《说文解字考异三编》，稿成，就正于南皮师。师命并纂姚、郑二稿合为一书，示以宜称《说文考异补》，则名简易举，谨遵题记，其体例皆依师命云，丁酉十月朔。”王仁俊是一位襟怀坦荡的诚实君子，不掠人之美，实话实说，让我们知道当年郑知同不仅没有横死途中，而是带着姚文田的手稿和自己的《补姚氏说文考异》草稿，作为投奔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见面礼，被“南皮尚书”委任为广雅书局的总编纂。当时南北交通极为不便，信息相对闭塞，在京城的缪荃孙听信了郑知同“殁于逆旅”的谬传。不过这位郑总编的福分浅了点，新官上任没多久就一病不起，还未来得及将书稿列入出版计划，就去世了。接手的广雅新总编王仁俊按照上司的意见将两人的稿本合并在一起，书名定为《说文考异补》，可惜也未能正式刊印。
2010年北京嘉德秋拍会上，曾出现标明姚文田编撰、王秉恩抄录的《说文解字考异》七册，最后以6.16万元成交。在“百度”搜索得知：王秉恩字雪澄，清同治年间举人，宦游各地，精目录校勘之学，收藏金石字画甚富，为张之洞的弟子，在广雅书局提调任上所刻《广雅丛书》有一定的历史研究参考价值。他与缪荃孙交往甚密，书信来往常谈及刻书、藏书之事。辛亥革命后，闲居上海，晚年多以古书、字画、金石换米度日。
嘉德这次拍卖的是王秉恩光绪年间的抄本，并不完整，只有卷四上、卷五、卷八、卷九上下、卷十、卷十一，书稿上有不少地方都加盖了“强学簃所钞书”的印章，王秉恩家的藏书楼就叫“强学簃”。
让我们梳理一下姚文田《说文解字考异》的流转过程：郑知同死后，王仁俊按张之洞的指示，将姚、郑两人的稿本合二为一，书名重定为《说文考异补》，与两份原稿一起保存在广雅书局的书库内，一直未能列入书局的出版计划。在这之后的若干年里，一些对文字学感兴趣的文人学子陆续在书库内发现上述稿本，如获至宝，抄录留存，学习研究，王秉恩就是其中之一。这些抄本在民间辗转流传，最后由上海、浙江与旅顺的图书馆、博物馆分别收藏。光绪三十二年，张之洞由湖广总督出任军机大臣，分管学部，他综合罗振玉等人的意见，于宣统元年（1909）奏请建立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京师图书馆。而新成立的京师图书馆藏书太少，根据首任馆长缪荃孙的提议，学部下令各地的官家书局、私人藏书楼呈送历年收藏的善本稿本。广雅书局呈送的书稿中就有姚文田的草稿本，而姚家后人送交的家藏图书包括了《说文解字考异》的清稿本，因对其中的变故不甚了解，两家送交的书单上都标明是抄本。后来经早先见过原稿本、清楚失而复得经过的缪荃孙鉴定，这两件殊途同归的稿本，都是姚文田本人的手稿真迹，弥足珍贵，是无法复制的文化遗存。而王秉恩的抄本一直保存自家的藏书楼“强学簃”中，历经战乱有部分佚失了，
百年后奇迹般出现在拍卖会上，被有心人高价收藏。姚文田的《说文解字考异》稿本失而复得的经历，曲折离奇，错综复杂，富有传奇色彩，若文僖公在天之灵有知的话，也一定会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