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良
单士厘，祖籍萧山，出生于海宁，其夫为晚清著名外交官钱恂。她博学能文，一双“小脚”行走世界，随夫游历日、俄、法、英、意、荷等国长达十年。其所著《癸卯旅行记》“以三万数千言，记两万数千里之行程，得中国妇女所未曾有”。诗集《受兹室诗稿》为中外文化交流和近代外交史留下诗意纪录。辛亥革命后，提倡妇女思想解放，倡导“女教”，编纂《清闺秀艺文略》《清闺秀言行录》等，被誉为“启蒙时代走向世界的女性”。
《远行：单士厘传》由海宁市政协委员、作家朱利芳著，海宁市政协教科卫体与文化文史学习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远方，远行兼之远见，建构了单士厘这位神奇女性的时代特质与个性特色。
远方，是一片神奇。
在19世纪中下叶以前，绝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半径，乃至生命半径都只是在方圆数公里之内。目光所及、心跳感知之外，到底是怎样一个世界？那里生活着怎样的人？他们的生活与人生，小至饮食起居、喜怒哀乐、风土人情，大至社会形态、历史文明、文化教育等，都是遥远的陌生的，是一片神秘而奇特的天地。
远行，是一种召唤。
好奇，不仅是一种心理，也是一个动能。路，在脚下。正是因为有探索桃花源那位渔人“甚异之”基因和传统的驱使，于是一个个“落英缤纷”的新奇世界才有机会登台亮相。
唯有脚步勇敢地跨出第一步，原先模糊而神奇的世界，才会慢慢对焦而清晰，继而展示出它的轮廓、它的模样，它的内在……
而当坚信的脚步一旦踏上路，就会成为丈量信念和审美的标尺。就像那一百年前的奇女子单士厘。可叹的是，世界那么大，而其深受束缚而扭曲的脚又那么小。于是，挑战、艰难和辛劳可想而知。更何况，封建道统无形而沉重的包袱，使女人成为愚昧无才、见识短浅的代名词。
直观而言，单士厘的三寸金莲与两万数千里的行程构成物理尺度与精神维度的强烈悖论。这恰如晚清中国“体用之争”的具象化呈现——当缠足从“三从四德”的礼教符号转变为跨文明对话的媒介，其每一步都是对封建时空观的爆破。
幸运的是，其夫是一位外交官，思想开明、胸怀开阔。更幸运的是，工业革命和近代科技的日新月异，汽车、火车和轮船，让这双“小脚”正好踩上了时代的步伐和节奏：睁眼看世界，向往现代文明。
当然，值得玩味的是，单士厘的跨国移动始终依托外交官夫人的身份。这种“戴着镣铐的舞蹈”揭示早期女性解放的悖论：既需要体制提供移动资本，又必须突破体制设定的认知边界。
随之，才有了从日本社会、教育、文化到西伯利亚自然风貌、历史渊源，再到欧洲古希腊古罗马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雕塑、建筑等诗意的展示与描述，以及向国人介绍托尔斯泰、马可波罗等杰出名人的思想和成就，使之成为一座座路灯，照亮国人认识世界的道路，给华夏带来新世纪的一道道曙光。
远见，是一个使命。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走读，是一种个人行为及情感表达，能丰富自己，改变自己。而当见识凝练成思想的火花，其爱国情怀、哲理思考，及介绍、评述而成为一种公共文化产品时，远行因思考而衍生并提炼出远见，继而演变成一个标杆、一种指引，促使或激发时人对积弱积贫时势的觉醒与反省，从东西方文明的看齐意识中找到差距、发现问题、寻求方法，最终影响时代。
于是，单士厘之《癸卯旅行记——归潜记》被誉为“启蒙时期的中国女子对西方社会文化的观察”。她的旅行笔记构成了19世纪末的认知测绘：东京的学校制度折射教育现代性，西伯利亚的铁路见证近现代技术革命，而佛罗伦萨的美术馆则揭示审美范式转移……
如此，它为中国近代史构建了一个开放包容的坐标系，也为民族急起直追的紧迫感打开了一个“窗口”，增添了一个“台阶”。
单士厘的实践提示我们：真正的远见不在于地理位移，而在于保持文化张力、文化自信和守正创新。
简而言之，《远行：单士厘传》不仅记录了单士厘个人远行之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更揭示了时代女性的一个视角，历史潮流的一个缩影。
站在21世纪的今天，据此回眸，《远行：单士厘传》几乎是传记文学中一部关于“现代性觉醒”的哲理性文本。朱利芳笔下的单士厘，不单是一个远去的背影，也能为现实提供一种检视、一个参照或启示，从中看到东方文明和文化在近代化转型中的深刻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