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一国之经济表现，可以从国家的财税结构与财政岁入数据上显示出来。唐代的最高岁入为唐玄宗天宝八年（749）的5230万（贯石匹屯），含钱、粟、绢、绵、布，其中货币性岁入为200万贯钱。也就是说，唐代的赋税以农业税为主体，而且主要征收实物税，只有一小部分征收货币，占税收总额不足4%。
那么宋代的财政岁入是多少呢？北宋治平二年（1065）的数字是11600万（贯石匹两），这个数目并不是北宋岁入的最高额，却已是唐代最高岁入的1倍多；其中货币性岁入为6000万贯以上，比重超过了50%，显示赋税货币化已成大势所趋。特别是王安石变法，将役也折成货币，用苏辙的话来说：“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专以钱。近世（宋代）因其有无，各听其便：有力而无财者使效其力，有财而无力者皆得雇人。人各致其所有，是以不劳而具。”这一役法变革，比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早500年，比雍正的“摊丁入亩”早600年。
更具有历史标志意义的是，宋人发现，“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从宋真宗朝开始，来自工商税与征榷的收入超过了农业税。北宋熙宁年间，农业税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至绍熙年间，非农业税更是接近85%，农业税变得微不足道。显然，这是历代王朝从未有过的事情，若非宋代工商业发达、政府善用市场手段调动财富，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财税结构。
宋代之后明清两朝的岁入情况又如何呢？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全国田赋正额约为2680万石，占全部税收的75%；隆庆朝与万历朝前期（1570～1590），国家的杂色岁入（含商税、海外贸易抽解、盐课等）约370万两白银，这个数目只及宋代征榷收入的零头。明末在田赋中加派“三饷”，又派出税监矿使，四处搜刮工商税，搞得天怒人怨，岁入也不过增加了2000万两。而两宋的岁入，基本上都保持在1亿（贯石匹两）以上。明代岁入不但总额不如宋代，而且农业税又恢复了统治地位。
清代的岁入，从乾隆朝至道光朝，大体上维持在4000万两左右。道光之前，地丁银（农业税）占全部岁入的70%以上，关税与盐课的比重不足30%。换言之，在被吹捧为所谓“康雍乾盛世”的清代中前期，工商业的表现并不出色。洋务运动之后，工商业才逐渐崛起，表现在财税上，便是工商税比重扩大。到光绪时期的1885年，田赋的比重总算下降为48%，关税收入上升到22%，盐课为11%，晚清新设的厘金则贡献了19%的岁入。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王朝的岁入总额开始突破2亿两白银，终于超过了宋代的纪录。
当然，单纯比较岁入总额，也可以看出宋代的税率应该是高于其他王朝的，这是一个事实。但这个事实的另一面是，宋朝建立了一种扩张型的财政系统。财政的扩张推动着政府必须积极去了解市场、开拓市场、创造市场。
从财税史的角度来看，任何国家从中古进入近代，其财税结构都必然发生质的变化：第一，完成从实物税、徭役向货币税的转型；第二，完成从人头税到财产税的转型；第三，完成从以农业税为主体向以工商税为主体的转型；第四，从低税率向高税率转化，出现扩张型财政。完全符合这四点的历史时段只有两个：两宋和晚清。晚清是在西方压力下的被动近代化，两宋则是中国社会的自发性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