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一个人能不能说出有意思的话，与他的地位、身份、金钱、名气并没有太大关系。就说金人刘祁吧，一辈子没考上“大学”，晚年只能到蒙古人的征南行省幕府打零工，却写了一本颇有影响的《归潜志》，不仅极富史料价值，《金史》《元史》多有采用，还充满深刻的人生哲理。
刘祁说过这样一段话：“人之生有三乐，有志气之乐，有形体之乐，有性命之乐。夫事业、功名、权势、爵位，乐志气也；酒色、衣食、使令（亦作‘使伶’，供差遣之奴仆）、车马，乐形体也；仁义、礼智、忠信、孝悌，乐性命也。”
对刘祁的观点，我深表赞同。
人当然是必须适当追求“乐形体”的，你可以没有仆人，不住华丽的别墅，拒绝豪奢的车子，但不能不吃饭、不穿衣、不谋求基本的安身之处，不能不结婚生子、不赡养老人。鲁迅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附丽。”限于文章特定的情境，鲁迅说的超越物质功利的东西只有一个“爱”字，根据其一贯的观念，我相信这句话其实指称的是一切精神性的东西。正因为生命不可能完全不“乐形体”，一个人希望做官也好，梦想发财、出名也罢，只要手段正当，经得起人心的反复审视和道德、法律的严苛打量，别人就不应该说三道四。
然而，“形体”或曰“物质享受”，给予一个人的快乐永远是有限的，而且得到的越容易、越巨大，你越有可能更早地生出厌倦、无聊。真正能使人长期开心、值得我们紧追不舍的应该是“性命之乐”。
选择“乐性命”，就得具备利他精神。仁义、礼智、忠信、孝悌，虽然指向的是人的操守的不同侧面，但它们有一种内涵是共同的，那就是：有益于他人与社会。那些自私自利、坑蒙拐骗、贪赃枉法之徒，不管他们给自己穿上多么金碧辉煌的外衣，都不可能抵达“乐性命”的境界。“乐性命”属于司马迁，为了让自己的著作“传诸来人”，他受腐刑而不放弃梦想；“乐性命”属于杜甫，身居陋室，却还在祈祷“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乐性命”也属于苏东坡，无论到哪里，他都尽心为当地人做事：救人性命、教人学问、引导改造农业工具；“乐性命”属于左宗棠，在本来可以洗洗睡的年纪，不管不顾投身反侵略的沙场，最终收复故土，给那些心向中华的人一个生命的出口……一句话，一个人不管在什么位置上，也不管经历了怎样的遭遇，眼睛里有他人、社会、家国天下，在环境和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积极作为，他其实已经抵达了“乐性命”的境界。
“乐性命”不仅可以利他，也能安抚自己的灵魂。一个人为他人、社会提供了价值，对方一定会感知到，你的事业平台可能被人托举，你的功德会有人传播，你的生命就可能脱离肉体的桎梏，而走向更遥远的时空。正如我们的后代需要一片蓝蓝的天、绿绿的地。这蓝蓝的天、绿绿的地从哪里来？他们当然可以自己动手创造，但我们做前辈的也得给他们留下一个好的基础，使他们的“营建”不那么费劲，不那么进退两难。我们应有这样的思维：你在乎个人的操守，秉承自己活着就是为了别人活得更美好的价值观，客观上等于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片美好的道德田园，使那些传承我们基因的人生活得更加舒心、幸福。
就像善良一样，“乐性命”也有一条隐秘的精神传播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