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民
夏承焘先生强调在读书的同时要随时做笔记，而且为读书笔记规定了三个原则，即“小、少、了”。所谓“小”，是指笔记本要小，类似于卡片那种，以方便保存和携带；所谓“少”，是指所记的文字必须精简，不可长篇大论；所谓“了”，是指对所记的东西必须完全领悟，而且有所批评和创见。夏先生认为，对于所读的书，要加以吸收和消化理解，不能只做贮存知识的书柜。他说：“博闻强记并非漫无目的，须就自己兴趣，立定方向目标，不可像老学究似的，装了一肚皮的史事典故，却不能消化。那不是学问，连智识都不能算。”夏承焘先生认为求学问博与专应该相结合，而且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做某种专题研究，就向某方向求博。愈博则愈专，愈专亦愈博。在对某个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探讨过程中，以产生新灵感新题，如此则愈来愈博。夏承焘先生认为读书一定要读透，把书中的知识真正变为自己的学问，切不可贪多求全，什么都了解一点，但哪个问题也没研究透，所以他强调“案头的书要少，心头的书要多”。他进而解释说：“一般人贪多嚼不烂。满案头的书，却一本也未曾用心细读。如此读书，如何会有成就？”夏承焘先生也鼓励学生们多读书，但强调要从兴趣出发，“要乐读，不要苦读”，因为是自己感兴趣的书，所以在读的时候才能产生乐趣，而不会有枯燥乏味的感觉。关于读书，夏承焘先生主张精读和泛读相结合。他把读书比作交朋友，应该精读的书是“生死之交”，只需泛读的书算做“泛泛之交”；认为一个人要有一两个共患难的生死之交，也当有许多性情投契的泛泛之交，即要有几部精读的、赖以安身立命的巨著，也要博览群籍以开拓胸襟。
有一次，阎崇年先生应邀参加了在杭州召开的“于谦学术研讨会”，会后，他应主办方要求写一篇关于于谦的文章，在文章中，阎先生引用了著名的《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阎先生是一个极其认真的历史学者，对于所引用的资料，都要查明出处。于是他开始查这首诗的原始出处，根据相关的注释，这首诗出自《于忠肃公集》，答案已经明了，在文章中注明一下就可以了，但阎先生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对资料的出处进行核对。他找到了一本《于忠肃公集》，却没有在上面看到这首诗，便感觉这里面有问题，于是到国家图书馆的工具书阅览室查阅，一共找到了25种相关诗选、文学史、辞典等，这些书都注明《石灰吟》一诗出自《于忠肃公集》；阎先生又查了《四库全书》中的《于忠肃公集》，上面的410首诗全看了，还是没有这首诗；又到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查找各个版本关于于谦的诗文集，还是没有；又到北大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地去查，也还是没查到这首诗；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编有《中国古籍善本目录》，阎先生把目录、版本类里能看到的从古到今所有于谦的诗文集全查了一遍，还是没查到；上海图书馆有一个孤本，叫《节庵存稿》，是于谦的儿子于冕编的，是明成化十二年（1476）的刻本，阎先生便专程到上海去查阅，可还是没能查到这首诗；之后，阎先生又到宁波天一阁查阅了隆庆年间的孤本；又到福州的福建省图书馆查阅了一种孤本，还是没能查到这首《石灰吟》……阎先生因此断定：《石灰吟》这首诗不是于谦写的，是明人孙高亮在章回体历史小说《于少保萃忠全传》（又名《于谦全传》）里写的，后来混到了于谦的集子里。阎崇年先生的结论是否正确？另当别论，这篇小文不做讨论。我想强调的是阎先生的治学精神，没有人云亦云，没有在已经公认的结论面前止步，而是如篦子梳头一样，把所有能见到的相关资料从头到尾不留空白地细致梳理了一番，从而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正是值得我们每一个读书人学习的地方。
台湾学者李亦园早年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师从著名学者李济先生，在临毕业之际，李亦园请求李济为他写几句临别赠言。李济没有像一般的老师写临别赠言那样写几句诸如“祝前程似锦”之类的套话，而是问了李亦园一个问题：“假如一个网球掉在一大片深草堆里，而你又不知球掉入的方向，你要怎样找这个球？”李亦园没有准备，所以一时之间不知如何作答；李济便给出了答案：“只有从草地的一边开始，按部就班地来往搜索，绝不跳跃，也不取巧地找到草地的另一边，才是最有把握而不走冤枉路的办法。做学问也如找网球一样，只有这样不取巧，不信运气地去做一些也许被认为是笨工夫的工作，才会有真正成功的时候。”李济先生这个另类的临别赠言对李亦园触动非常大，使他懂得了做学问要脚踏实地的道理，多年以后，他也成了大师级的学者。
以上三位学者，都能戒除浮躁心态、扎扎实实地做学问。当今学术界，有一种非常严重的浮躁情绪，许多人没有耐心再去坐冷板凳，想要通过速成的方式成名成家，梦想着一年写出一部《谈艺录》、三年成为陈寅恪，不想花笨工夫去读书、研究，这和有些想发财的人不想通过艰苦奋斗，而把希望寄托在买彩票中500万大奖上一样，都是不可取的；研究学问，只有用脚踏实地的务实态度，才能取得令人叹服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