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丽宏
一般来说，趣味相投者会惺惺相惜；文人间，却常有彼此相轻者。原因？大约同一块田里耕耘，免不了镢把儿碍着了锄头，言行不协；或者我气你有，你笑我无，以至于“惺惺”变“猩猩”，文斗变武斗了……
明朝崇祯元年，豫章社的艾南英与应社的陈子龙等相聚论道。艾南英自恃才厚，指名道姓贬斥东南学人观点。陈子龙见自己崇拜的前辈被贬，奋身而起，上前掴了艾南英一记清脆耳光；跟陈子龙一起的几个人也群起相助，欲殴艾南英，艾南英势孤力单，悻悻而去。
清代文学家汪中，性狂傲，称扬州城中读书读通的人有三，排名第一的当然是他汪中。有次他和学者洪亮吉同船论道，争辩汉宋；因口吃争辩不过，气急败坏间一把将洪亮吉推下船去。幸船夫救助，洪亮吉才逃过一劫。
你看，文人打架，往往因论“道”，道不同，不相与谋也就罢了，偏偏一方就要以我为尊，偏偏另一方死不认账。于是，掐架在所难免。
文人为“道”而打，可谓“狂”，对“狂”，孔子是持肯定态度的。孔子将人分四品：中行，狂，狷，乡愿。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是一种独立的人格。狂起来，要打架，比看似忠厚、实则四方讨好、八面玲珑的“乡愿”人格，要清澈醇美，高出许多倍。
当然，“打架”这种暴力行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应提倡。可是，性情是文人的根本。中国文人，有“游”的传统，有“侠”的传统，有自由文人的传统，有浪漫的诗骚，有绘画的大写意，有书法的狂草，诸如此类的人文艺事其实都包含了性情在里面。如果，一个社会万马齐喑，书生文人干枯憔悴，那还不若拥有一群能打架的文人，活泼泼地有生气、有前途。
譬如民国，那就是一段有点“过激”的历史，思想激变，引起生活方式亦随之激变。文人之间意见不合诉诸武力，几成一种风气。陈独秀与革命党人吴樾争夺刺杀满清五大臣的机会，意见不合，竟至扭作一团，满地打滚。疲甚，吴问：“舍身一拼与艰难缔造，孰易？”陈答：“自是前者易，后者难。”吴对曰：“好，我去做容易的，你留来做难事。”遂慷慨悲歌，作易水之别；后吴樾引弹于专列，重伤清二臣，就义，年仅27岁。
被后人称为很牛很暴力的大师熊十力，文心之外，犹裹武心，一生打架，不计其数。小说家废名与他是同乡，两人在一起谈佛，常因不同意见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两人一言不合，又大声争吵，辩论到紧张时刻，外人听见里面突然陷入寂静；赶紧跑进去看，原来两人已扭打在一起，并互相卡住了对方的脖子。但是打归打，第二天，废名又跑到熊家，与熊十力像没事人一样继续讨论佛学了。皮肉或伤，感情不伤；一架打完，月朗风清，一身清爽又一身明白，甚是磊落。
与废名同期的新诗人梁宗岱，也负气好斗。翻译家罗念生曾撰文回忆与梁宗岱那一打的风情：“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身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梁宗岱还曾跟同在复旦大学的一个中文系老教授打架。据当时一位旁观学生回忆：“两人从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当间，终于一齐滚进了一个水坑；两人水淋淋爬了起来，彼此相觑一下，又一齐放声大笑……”
一场打架，倒像一场催化，思维和情绪从爆发转换到消泯，从惊心动魄到一笑泯恩仇，也真是爽人耳目。
打架，是一种充满暴力的行动和事件，再怎么单纯，也像一块粗糙暗淡的破布，不值得捡拾；然而，那些布纹里的细致明艳，反倒是一种昭示，昭示出打架者的性情和人格。文人打架，即兴而来，率意而去，没有城府，没有阴谋。打的时候你推我搡，打完之后磊落光明。一场肢体冲突之后，依然心无芥蒂，清风明月。
而那些钻营名利的苟且，损人利己的作为，虚伪肖小的算计，很“文明”很阴暗地进行着，与这样的打架相比，似乎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事，太猥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