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新
公元759年冬，杜甫来到成都，先是落脚在西郊的浣花溪寺里，僧人复空接待了他。不久，他在城西七里浣花溪畔找到了一块荒地，在一棵有200多年树龄的高大楠树下修筑茅屋，这便是后来有名的杜甫草堂。
在暂时安定下来后，杜甫一面心系社稷民生，一面也对文艺界十分关注。在约公元762年，他发表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写下著名的《戏为六绝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才力应难夸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在杜甫初到草堂的几年，是当时诗坛相对沉寂的时期，年老的岑参已不再写雄壮的边塞诗；以山水田园诗著名的储光羲被贬于岭南，生死不明；王维去世于761年，李白死于762年，孟郊尚在童年，韩愈、白居易都还没有降生。文艺界暂无杰出的创作，一些轻薄的诗人便在那里自鸣得意，嘲笑前贤，这让杜甫难以接受。现在的人们尊杜甫为“诗圣”，但那是宋代以后的事，在当时，他并无如此高的地位。当时流行的《河岳英灵集》所选皆为当代的诗家，就没有选入杜甫的一首作品。不但如此，当时一些文人对杜甫也是有所诋毁的。
后来韩愈指出过这一点，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韩愈《调张籍》）杜甫见到那些轻薄之人诋毁前贤，也正有这样的感觉。于是他以论诗绝句这一首创的新形式，提出了文艺的批评。
《戏为六绝句》针对当时一些人全盘否定六朝和“初唐四杰”的言论，予以了迎头的棒喝，开篇即称“庾信文章老更成”。庾信是六朝骈偶名家，宫体高手，前期诗风绮艳，与徐陵的诗并称“徐庾体”，42岁时出使西魏被扣，眷念故国，诗风一转变为老健，作品中充满“乡关之思”“危苦之词”，杜甫赞其“凌云健笔”。后人只取他流传之赋，嗤笑指点，是片面的，庾信自有品格，未必当畏后生。对“初唐四杰”，杜甫肯定他们的历史地位、开创之功，敬告说：不要以为他们过时了，就轮到你们这些轻薄之辈了。“四杰”的“当时体”是有一定时代的局限，但他们的丰碑，又岂是轻易可以撼动的，他们的诗文皆为“龙文虎脊”，非尔等劣质的“历块”（铺路的材料）可比。从历史的宏观看，正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自称“戏为”，实则极为严肃。杜甫为什么如此说呢？“长江后浪推前浪”，不是很正常吗？这是因为诋毁前贤的人，自己拿不出像样的作品，“才力应难夸数公”，只会寻章摘句，写一些“兰苕翡翠”之类的小玩意儿，哪有“四杰”“掣鲸碧海”的大气魄、大手笔？前贤不是不可以批评，但是不能眼高手低地去嘲笑，需要有真正的创新成果。没有好的作品，却还好意思指手画脚、品头论足，这才是杜甫气愤的缘由。
在痛击了轻薄之风后，杜甫申明了自己的文艺主张“不薄今人爱古人”，对古今作品应一视同仁，虚心学习。方法是“转益多师”，兼收并包，博采众长。还应注意“别裁伪体”，有所鉴别，有所取舍。杜甫还强调“亲风雅”“攀屈宋”。值得接续的是“汉魏风骨”，齐梁之诗虽已离开了正体，但在技术上有值得借鉴之处。杜甫通过《戏为六绝句》完成了他的文艺批评，可谓旗帜鲜明，掷地有声。
杜甫从没有写过诗歌理论的专著，而他的“论诗绝句”却奠定了他作为卓越诗评家的地位，被后人誉为“千古操觚之准绳”。郭绍虞在《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序言中称他“开论诗绝句之端，亦后世诗话所宗”。“论诗绝句”这一诗评形式被后来的传薪者继承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