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民
前些天在一家论坛看到文友们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每月发表多少篇文章，才算得上是个成功的作者？这一问题使我联想到了两件事：一件是关于学者傅斯年的；另一件是关于学者陈垣的，这两件事，或许能对回答上面这个问题有所启发。
著名学者王叔岷是四川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1941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那年秋天，他兴致勃勃地到研究所所在地的四川南溪县李庄报到，到达李庄后，他先拜见了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傅斯年问王叔岷：“你想研究什么课题？”王叔岷说：“《庄子》。”傅斯年点了点头，说：“要把才气洗净，三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傅斯年的这句话说得王叔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按他的理解，多发表文章是自己实力的体现，为什么研究所要规定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呢？但他也不敢和傅斯年争辩什么，只好按照傅斯年的要求去做，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学术研究上，从校勘训诂入手研究《庄子》，后来终于成为20世纪在研究《庄子》字意训诂方面最权威的学者。有了成就的王叔岷，再回想初到研究所时傅斯年对自己提出的“进所三年不得撰文”的要求，忽然就明白了傅斯年的良苦用心，原来，做学问最忌目光短浅、心浮气躁，“板凳要坐十年冷”，只有心无旁骛地潜心做学问，才能取得学术上的成就。
目录版本学家牟润孙曾师从历史学家陈垣。陈垣先生经常在学术方面对牟润孙进行指导。据牟润孙回忆说，陈垣先生也不主张乱发表文章，陈先生说：“写学术文章，不可不力求慎重，对一个问题没有研究成熟，就拿出去发表，将来极可能有悔其少作之感。”“悔其少作”一词，语出汉代杨修的《答临淄侯笺》“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是指不满自己年轻时未成熟的作品；《明史·文苑传二·徐桢卿》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桢卿）既登第，与李梦阳、何景明游，悔其少作，改而趋汉、魏、盛唐，然故习犹在。”很多名家也曾提到过类似的感受，说是看到自己年轻时的文章，感觉写得太浅了，有些不好意思再拿出来让大家看，所以，在编辑出版的时候，往往就把这些不成熟的作品撤掉。鲁迅先生在《序言》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听说：中国的好作家是大抵‘悔其少作’的，他在自定集子的时候，就将少年时代的作品尽力删除，或者简直全部烧掉。”由此可见，随便发表文章，既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怀着谨慎的态度去写作、去发表文章，才是一个写作者务实精神的体现，因为决定一个人在文学上的成就的，从来就不是文章的数量，而是文章的质量。如果按照数量来决定的话，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当属乾隆皇帝了。乾隆酷爱写诗，一生写了数万首之多，但我们现在能记得他的哪首诗呢？别说一首，就连一句都没能流传下来。再看一下唐代的张若虚，张若虚流存于世的诗仅有两首，实在少得可怜。然而，他却是名副其实的伟大诗人，他的《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竟为大家”。
上面讲的两个例子，都是指学术方面写作的，但对于其他写作，也不无参考价值。不随便发表文章，不盲目追求发表数量，其实就是一种沉下去的境界。面对一个浮躁的社会，只有拥有沉下去的境界，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并因此而抵达生命的壮丽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