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云祥
“法治”一词，内容博大精深，古今既一脉相承，又性质不同；中外既互相借鉴，又本质各异。《晏子春秋·谏上九》载：“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淮南子·汜论训》云：“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法治的好处，从正反两面都阐述到了。其实古代的“法治论”，本质上还是“人治”，与其说是“法治”，毋宁说是“治法”，即治人之法。且看著名“法治专家”韩非子记述的一个故事——
《韩非子·说难》篇里说，春秋时期卫国有一个叫弥子瑕的臣子先前很受国君卫灵公的宠信。卫国法令规定，臣子私自驾驭国君车子的，论罪要处以刖刑，即砍掉腿脚，法治够“厉害”了吧。一次，弥子瑕的母亲病了，有人得知消息连夜告诉了弥子瑕，弥子瑕为了快速赶回家，假托君命驾驭君车而出。卫灵公听说后，却认为弥子瑕德行好：“真孝顺啊！因为母亲生病的缘故，忘了自己会犯刖罪。”另一天，弥子瑕陪卫灵公在果园游览，弥子瑕摘了一个鲜桃品尝，觉得很甜，没有吃完，也就不顾“欺君之罪”这条法律，把剩下的半个给卫灵公吃。卫灵公又感动地说：“弥子瑕多么爱我啊！不顾自己的口味，而给我吃。”后来，弥子瑕因故失宠，得罪了卫灵公，那两件事就成了罪状，被卫灵公狠狠地“法治”了一下。
这哪里谈得上法治呢，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治法”。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没有什么变化，但以前被认为有德行而备受宠爱，后来又因此被指责而获罪，其原因是君主的喜怒好恶起了变化。在卫灵公这里，“法治”即是“治法”，而“治法”又缘于“看法”。“看法”先后不同，“治法”自然也不同。从中可给我们启发，人的喜怒好恶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非美丑的判断标准也不是纯客观的，它们与人的主观情感和外在环境是密切相关的，从而形成了主观的“看法”。
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也比比皆是。乡下有则传统趣闻，一位老太太有两个儿子，都已成家。老太太在两个儿子家里轮流吃饭，一天一轮。一天轮到在大房吃饭，邻居问老太太，今天饭菜怎么样？老太太因对大儿子大媳妇心有成见，于是趁机口吐怨言，念起了“三字经”：“不是糟，就是酱；苋菜梗，石石硬。”糟、酱、苋菜梗等，都是过去农村普通的家常菜，又经老太太这样一说，小菜不好不言而喻了，一是小菜单调，不是糟就是酱；二是小菜不可口，苋菜梗硬，难吃。从而，批评了大房。第二天，轮到在小房吃饭，小房给她吃的也是同样的三个菜。但由于她偏爱小房，爱屋及乌，自然也喜欢这三碗菜了，对邻居念起了另一篇“三字经”，说今天小菜很好：“糟有糟，酱有酱；苋菜梗，香又香。”有糟、有酱，说明小菜丰富多彩；苋菜梗，香又香，说明小菜非常可口，在大房觉得单调乏味的三碗菜，到小房变为丰富可口的美味佳肴了。你瞧，老太太这位家庭领导与卫国的国家领导卫灵公，其风格不是很异曲同工吗？有区别的是，卫灵公是对同一人的相同事，喜怒好恶先后不同，进而“治法”不同；而老太太是对不同人的相同事，喜怒好恶各不相同，因而“看法”各异。
专制社会的国君，喜怒无常，好恶善变，不管什么国法王法，一切由己，不在话下。而类似这位农村老太太的爱憎看法，在如今的职场中也屡见不鲜。例如，有的单位领导喜欢某个人，此人如作风专横，就认为他有魄力，办事果断；如果此人软弱无能，则认为他很稳重，办事稳妥。反之，如果不喜欢一个人，无论此人风格如何，也会有种种不好的说词和评价。有的领导对人的任用、评价，完全是从自己的主观想象出发，有时甚至罔顾事实。
由此说，如何“看”一个人，也有一个“法”的问题。要想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价人、对待人，就要依法办事，依章用人，以理服心，坚决抛弃卫灵公的“治法”，避免老太太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