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炜
100多年前，我国机制纸工业长期被国外垄断，致使黄金、白银大量外流。为改变这一状况，爱国民族工商业家金润庠和竺梅先合作创办了杭州华丰造纸厂和嘉兴民丰造纸厂，走上了实业救国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金润庠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1950年6月加入民主建国会，历任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浙江省政协常委、省工商联常委。
金润庠（1890~1961），字绅友，宁波镇海人。幼年在家乡私塾读书，14岁去汉口立昌生海味行当学徒，后至英商上海华通保险公司当练习生，勤学外语和法律，被老板器重，提升为分公司华人经理。他还兼营交易所买卖，将多年来积累的5万元投入英商光耀桅灯洋行，不料洋行经理携款潜逃，金润庠第一次创业失败。
后来，金润庠在负责处理上海物品交易所财产清理诉讼案件时，经人介绍与竺梅先相识。竺是浙江奉化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曾任光复军军需长。两人相谈十分投机，共同商议从事经商事宜。竺梅先建议，现在军队急需军服和面粉，可以做这方面生意。两人就开始经营军服、面粉等大宗商品，获利甚丰，积累了资金。1922年，嘉兴、杭州两家造纸厂经营困难，金、竺联合杜月笙、金廷荪、叶荫三等人出资买下了这两家厂。并将嘉兴禾丰造纸厂改名为民丰造纸厂，杭州武林造纸厂改名为华丰造纸厂，在上海成立民华丰总公司，竺梅先任经理，金润庠为协理。两人各有所长，竺梅先有交际才华，擅长寻找外部投资；金润庠有经营禀赋，擅长管理企业内部事务。他们互相配合，开始走上实业救国道路。
打破日商垄断局面
我国机制纸工业起步较晚，基础薄弱，同业之间相互倾轧、无序竞争，削弱了与外资竞争的能力。竺梅先、金润庠与各造纸厂商议，在上海建立全国纸板联营所。以民华丰为核心，将上海、天津等地纸板厂联合起来，“联营抗日实业救国”。联营所根据市场经营情况，规定各厂生产品种、数量、售价和销售地区，以业绩分配利润，公推金润庠为联营所所长。这一举措在动乱的上世纪30年代，显现了它的作用，使各造纸厂产销平衡，利润稳定，有力地打破了日商对纸板业的垄断局面，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这是全国首创的经营模式，一直延续到抗战全面爆发。
上世纪初，我国卷烟用纸严重依赖进口，金、竺两人极不服气，决心改变这一局面，在民丰厂内筹建卷烟纸生产线，不惜重金聘请国内外高级人才作指导，并和高校合作。从德国购进新式机器，经过努力于1934年卷烟纸试制取得成功。这是我国造纸工业技术上的重大突破。由于卷烟纸质量可靠，完全可以和进口卷烟纸相媲美，打破了我国卷烟纸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1936年，经国民政府工商部批准，企业获得了沪、浙、闽等省市卷烟纸制造的专制权，不仅吸引国内卷烟大厂来订货，英美烟草公司也来订货，为企业赚取丰厚利润，也挽回了国家的权益，大长中国民族工业的志气。1948年10月，华丰第一台长网卷烟纸机竣工投产，产品定名为“龙牌”。
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正当竺梅先、金润庠雄心勃勃扩大生产时，日军大举入侵上海，他们的工厂扩建计划被迫停止。民丰厂还遭日机轰炸，损失惨重。竺梅先、金润庠痛心不已，他们俩联名在上海《申报》头版刊登《全国同胞公鉴》。全文慷慨激昂，既表达了对祖国的忠诚、热爱之情及责任感，又具体提出了对日宣战，组织对日不合作团，编印日军侵略专集、向工人和学生揭露日本侵略暴行等8条意见。
在淞沪会战中，金润庠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工作，参加各种集会，呼吁全国民众抗日。他还兼任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军需供应委员会副主任，积极筹捐资金、物资，支援抗日前线。并曾与张治中将军秘密会晤商议将急需物资及时运往前线事宜。竺梅先在上海筹建国际红十字会伤兵医院，收治前线伤病将士4000多人，所需资金大部分由爱国工商界、文化界人士捐献，竺梅先独自承担了三分之一的经费；他还在家乡浙江奉化创办了“国际灾童教养院”，亲自任院长，夫人为副院长，先后收容灾童600多名，实行教养结合，为战乱中的灾童撑起了一片蓝天，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10月底，谢晋元将军带领800壮士在上海市苏州河对岸与日寇进行四天四夜的激烈战斗，金润庠设法将一批食品运往四行仓库。他还代表上海市商会特制一面国旗，组织一名勇士将国旗送至苏州河对岸四行仓库。当国旗在仓库南端楼顶高高飞扬时，苏州河对面的广大市民群情激昂，高呼口号，场面可观，极大地鼓舞了军民抗日的斗志。
工厂被日寇强占
日军入侵上海后，民华丰厂落入敌手。日寇以租借为名企图霸占。竺梅先、金润庠拒签租借合同，只得东躲西藏，被汉奸多次跟踪威胁。竺梅先早已预见有这一天，在日寇接收前，偷偷地转移两厂重要器材至大后方，与云南省政府合办云丰造纸厂。该厂是云南省第一家机制纸厂，为发展民族经济和支援抗战贡献了力量。
1942年5月，竺梅先在筹粮途中病逝。此时汪伪政府正企图秘密盗运民华丰造纸厂机器设备去日本或满洲国。在重庆筹建造纸厂的金润庠闻讯后立即冒险潜回上海，秘密召开董事会，决定与汪伪政府斡旋，要求出具租用书，以此证明是中国公民的私有财产。金润庠将所得租金在上海开办大同企业，经营地产、黄金买卖。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下山抢摘桃子，接收被日寇强占的民营企业。民华丰厂提出申请发还企业时，被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拒绝，称这是“敌产”，不能发还。为此双方打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民华丰厂拿出了证明文件，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并动用了各种社会关系，力争要归还。最后国民政府被迫同意发还。
民华丰厂发还后，金润庠以总经理身份，立即组织两厂恢复正常生产。他重用技术和管理人才，增添新设备，改造旧设备，开拓新市场，使卷烟纸生产能力大大提高。金润庠掌握民华丰厂，并吸收上海国丰、湖州中丰等厂，因经营有方，被人称之为“造纸大王”。
但好景不长，此时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见卷烟纸利润丰厚十分眼红，他以扬子公司名义用低价外汇大批进口美国卷烟纸来压民华丰厂，造成两厂卷烟纸大量积压，到解放前夕，积压卷烟纸达8000多箱。产品销不出去，造成资金枯竭，连职工工资都发不出，企业陷入困境。
1949年，蒋介石在逃往台湾时试图拉拢金润庠一起去台，遭到了金的拒绝。金润庠回顾自己的一生，认清了国民党政府依靠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是不会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发展的。抗日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为支援抗战、保障民生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现在遇到困难却见死不救，并进行打击，使他对蒋介石政府失去了信心，下定决心留在大陆发展。
迎接解放旧貌换新颜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南下，一举解放杭州和嘉兴。民华丰纸厂广大员工高举横幅、标语及领袖像，迎接解放军的到来。金润庠对中国共产党并不陌生。从1947年起，他在上海多次参加黄炎培、杨卫玉、盛丕华、包达三等老友在红棉酒家举行的星期聚餐会，经常聆听前辈们传达来自解放区的声音，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有了初步认识。金润庠有一位亲戚是中共地下党员，经常秘密向他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耐心进行劝导。在上海解放后不久金即回公司主持工作。他的儿子金志朗继承父业，在厂担任副厂长。党和人民政府对民华丰两家大型企业十分关心，解放后立即给予贷款，帮助企业推销积压产品，想方设法调拨企业需要的原材料，扩大生产规模。企业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金润庠积极参加政治学习政治活动。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号召，号召全国人民“为了使我志愿军能够以更小的牺牲消灭更多的敌人，早日取得胜利，必须以更多的飞机、大炮、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等武器供给前线，动员全国男女老少、各阶层人民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
华丰厂广大员工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立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增产节约运动。制定爱国公约，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金润庠在上海致函杭州工商联，说“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为吾辈应有责任。我是民主建国会会员、杭州工商联常备会常委，我代表华丰厂认献‘华丰号’战斗机一架，并代表民丰厂捐献‘民丰号’战斗机一架”。此后，公司董事会和劳资双方协商决定，将增产节约运动中超产部分所得的40%作为劳方捐资，40%作为资方捐资，10%作为增添厂内设备，10%为职工福利。同年12月，华丰厂职工和资方又捐献了2架飞机，合计3架。此举震动了全省工商界，充分体现了华丰厂广大员工的爱国热情。
为了捐献“华丰工人号”战斗机，华丰厂工人们纷纷捐献奖金和部分工资，有的女工甚至捐出了自己珍藏的结婚戒指，《浙江日报》记者为此连续撰写了5篇报道，报道中记录了一位华丰老工人的感言，“我在华丰厂做了20年工，茅草屋也搭不起，今年我盖了三间新屋，现在生病有劳保，工伤有医治，工资还照发，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好。这样好的生活，不能让美帝国主义来打扰”。
抗美援朝捐献活动大大激发了华丰厂劳资双方的生产积极性，1951年华丰厂产量和利润分别比1950年增加1.26倍和1.69倍。
又如，在1953年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民华丰两厂带头申请公私合营，同年11月，获得政府批准，是全省第一批实行公私合营的大厂。金润庠被任命为两厂董事长和总经理，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上起到了带头模范作用，实现了他爱国报国的心愿，为企业后续发展打下了基础。据统计，1949年至1978年间，华丰厂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在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造纸机从2台增加到12台，员工从700多人扩充到3000多人，产品从黄板纸、卷烟纸等4~5个品种，扩大到以卷烟纸为主，增加了许多新品种，成为全国32家重点造纸企业之一和“大庆式企业”。
1961年6月，金润庠在上海病逝，享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