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稀银
这是一件半世纪前的往事，迄今仍历历在目，刻骨铭心。
那时我六七岁吧，还没上学，对世界的认知恰似一张白纸。那是一个大集体挣工分的特殊时代，家家户户都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孩童而言，只要能寻得片刻玩耍的机会，便觉得拥有了全世界。
有天傍晚，一阵嘈杂喧闹声打破了乡村的宁静。我和小伙伴们丢掉手中的石子和毽子，撒腿朝着喧闹处飞奔而去。
只见二堂叔押着一位30岁上下的妇女。妇女的一只臂弯里，挎着一个装满猪草的竹篮，另一只手紧紧牵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二堂叔紧跟其后，时不时厉声呵斥，妇女低着头，脚步踉跄，被拽着的小男孩几乎是一路小跑，才能勉强跟上母亲那慌乱的步伐……
“这可是个偷瓜贼，一下子就被我逮住了！”二堂叔扯着嗓子，得意洋洋地向众人炫耀他的“战果”，“我本来没留意他们偷瓜，是她和伢子走到我跟前，她伢子嘴里嘟囔着‘妈妈妈妈，瓜呢瓜呢’，一下就钻进了我的耳朵。我上去一脚踢翻她的篮子，果不其然，猪草下面藏着一个大番瓜（南瓜）……”
那时，我家河东是集体的大田，大片土地都种上了南瓜，还有用作集体养猪、养牛的饲草。二堂叔便是这片“领地”的守护者，生产队给他记工分，他便日夜看守。他家离我家不足百米，我多次目睹他与我的几个叔叔争吵，甚至大打出手，那激烈的场面，至今仍难以忘却。母亲曾说，就因二堂叔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刺头”，生产队才让他来维持秩序。
妇女牵着儿子，被押到了生产队那栋房子里，大人们叫它“场头棚”。很快，生产队长、副队长、小组长、记工员、保管员们纷纷赶来，二堂叔仍在滔滔不绝地向他们吹嘘自己的“战绩”。我们小孩子个头矮小，看不到里面情况，只能听见大人们议论纷纷：“这回这女的可倒大霉了，肯定得被重罚。”那声音里，既有对妇女的指责，又带着一丝看热闹的冷漠。
这名妇女是河东邻队的，来自另一个公社。奇怪的是，竟没人去通知她的家人，当晚，她和儿子便被无情地关在了那间狭小昏暗的小房子里。夜幕降临，黑暗笼罩着一切，无人知晓是否有人给他们娘儿俩送去一口吃食，更没人深究这样随意关押人的行为是否合法。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性似乎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埃，变得模糊不清。
第二天，我又跟着大人们来到了生产队场头棚。被关押了一夜的妇女，此刻宛如一只受伤的困兽，头低得不能再低，那从头顶如瀑布般垂下、遮住脸庞的长发，仿佛是她最后的遮羞布，试图掩盖内心的恐惧与绝望。她偷的那个番瓜，被干部们当作铁证，紧紧“盯”着，对她的“审判”再次拉开帷幕。
从大人们的交谈中得知，他们要求妇女回家拿5块钱作为偷瓜的罚金，若是再犯，便要十倍处罚，还要被押送到大队，甚至公社去批斗。或许被批斗的屈辱，她还能咬牙忍受，可这5块钱的罚金，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一个拥有四五个壮劳力的家庭，一年在生产队的分红还不到100块钱，这5块钱，足以让一个普通家庭陷入绝境。
只见那妇女“扑通”一声跪地，不停地磕头赔罪：“下次不敢了，下次再也不敢了。”她的声音带着哭腔，颤抖着，那是对生活的无奈与哀求。众人“审判”累了，日头也已升至中天，到了中午回家吃饭的时间，队干部们才终于同意放她回去。
我们跟在后面，这才发现那妇女裤子后面一片血迹，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刺眼。可大人们却视而不见，没有一个人上前帮她遮掩，仿佛她的尊严与痛苦在这一刻都变得微不足道。有人甚至恶狠狠地骂道：“偷东西就不是好东西，活该！”那冰冷的话语，如同冬日里的寒风，呼啸着穿过空气。
几天后，那个妇女喝农药自杀了，令人诧异的是，她的家人竟没有前来找二堂叔和生产队干部“算账”。那一刻，我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个失去妈妈的小男孩，他会否因为自己的“多嘴”，无意间葬送了亲妈，而在无数个寂静的夜晚悔恨落泪呢？
没过两年，四十出头的二堂叔突发重病，后来确诊为肝癌。病重期间，家人去参加集体劳动，他总是半躺在门口的椅子上，见人就骂，那声音不再是往日的嚣张跋扈，而是充满了无力与愤怒。看到我们小孩子路过，他也是破口大骂，吓得我们只能远远地绕着他家走。曾经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二堂叔，已被病魔折磨得不成人形。
不久，二堂叔离开了人世，他的生命终结在了那个特殊年代。他的离去，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注脚，让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无常和时代的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