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曾到过临安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这样描述杭州的街道：“行在一切道路皆铺砖石，蛮子州中一切道途皆然，任赴何地，泥土不致沾足。惟大汗之邮使不能驰于铺石道上，只能在其旁土道之上奔驰。”“通行全城之大道，两旁铺有砖石，各宽十步，中道则铺细沙，下有阴沟宣泄雨水，流于诸渠中，所以中道永远干燥。在此大道之上，常见长车往来，车有棚垫，足容六人。游城之男女日租此车以供游乐之用，是以时时见车无数，载诸城民行于中道，驰向园囿。”
这是不是马可·波罗的夸大其词呢？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的记载可以印证：“江南阶衢皆甃以砖。”北宋汴梁的御街，更是半点不逊于近代城市景观：“路心又安朱漆杈子两行，中心御道，不得人马行往，行人皆在廊下朱漆杈子之外。杈子里有砖石甃砌御沟水两道，宣和间尽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绣。”
宋朝城市的整洁、卫生面貌，恰好跟1899年《芝加哥新闻报》对清代北京城的描绘形成强烈的反差：“该城气味浓烈，可观之处则少之又少……房屋矮小而破旧，道路全然未加铺砌，总是泥泞不堪、灰尘仆仆，且由于缺乏下水道和污水坑，城市的污秽景象简直难以言喻。”这一对比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城市治理的差异。
宋朝政府的城市治理方式，确实是比较“现代化”的。在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宋朝设置了一个专门的机构——“街道司”，用来管理城市的环境卫生。街道司可以招募500个环卫工人，每名环卫工人给予月薪“钱二千，青衫子一领”，其职责包括整修道路、疏导积水、洒扫街道、整顿市容等。《清波杂志》说，“旧见说汴都细车，前列数人持水罐子，旋洒路过车”，以免尘埃飞扬，看起来跟今日城市的环卫洒水车差不多；《东京梦华录》说，“每遇春时，官中差人夫监淘在城渠”。官府每年都会定期安排工人疏通沟渠，以免城市积水。
南宋的城市也有专门的机构与人员负责搞好环境卫生。《梦粱录》中说：“亦有每日扫街盘垃圾者，每支钱犒之。”跟今日政府雇佣环卫工人打扫街道没有什么不同。城市居民每日产生的生活垃圾、粪溺，也有专人收集、运走，“人家有泔浆，自有日掠者来讨去。杭城户口繁夥，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瀽去”，这些专业倒粪的行业叫做“倾脚头”。每年春天，则有“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雇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
政府同时立法严惩破坏城市公共卫生的行为，《宋刑统》规定：“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禁止居民打洞穿墙、向外倾倒垃圾；主管城市卫生的官员如果袖手不管，则与犯法者同罪。市民“辄将粪土、瓦砾等抛入新开运河者，杖八十科断”，居民如果自行将粪溺倒入河道，将被处以杖八十的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