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朗
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违背了全国人民希望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恢复经济的迫切愿望，发动了不得人心的反共内战。1947年8月，人民解放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标志着解放战争进入了新阶段。中原地区也由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解放军战略反攻、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由于战场上节节败退，国民党政府的控制区不断缩小，生产能力不断下降，其巨额军费开支几乎全靠印钞来维持；以当时的法定货币——法币发行量为例，1945年是1万亿元，而1948年到7月底就已高达66万亿元；具体到市场上，1946年每担米的价钱为3万元，到1948年为270万元，不到两年就涨了90倍。通货膨胀就像脱缰的野马，进而造成社会急剧动荡和财政危机，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大量工商业企业濒临倒闭、城市失业人数迅速增多、广大农村饿殍载道。面对如此严峻的社会经济形势，连蒋介石自己都认为“经济险恶，物价飞涨，以通货膨胀不能压阻为最可虑”。
随着战场形势的不断演变，到1948年年中，国共双方都已深刻地认识到关乎胜败的大决战即将到来。除了军事上排兵布阵外，共产党在各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人民群众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的热情空前高涨，军民齐心、官兵一致，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国民党靠什么呢？靠美国援助的武器军火，靠印钱；然而这时的法币已基本失去支付功能，印得再多也没什么用了。因此蒋介石深知“应速谋彻底改革之道，方能挽救此危局”；他的改革之道就是重新发行一种新货币，取代已经毫无公信力的法币。尽管这个设想甫一提出，就引来了国民党高层和财经专家的一片质疑，蒋介石还是要求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财政部部长王云五立即组织制定改革方案。
二
1948年7月26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又一次来到了莫干山，位于屋脊头的550号别墅成了临时总统官邸。在莅山当晚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山上“清凉静净与南京冷热清浊，不啻有仙凡之别矣”，足见其对莫干山的喜欢和看重。关于这一点他在后面的日记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在27日上午游览剑池后，虽“甚觉闲散疲倦，此乃心神放松之象，不似在南京时之紧张也”，因此“晚餐，其味津津，在山风味可乐也”；28日上午“登塔山巅，眺望四顾，万山争朝……自觉近日健步胜常，无异20年前之体力，一般民众见之也甚以为奇”，莫干山的好风景给他带来了好心情，尽管上山前觉得“军事、党务与经济皆濒于崩溃缘际，其重要务必整顿改革问题皆凑在一身，诚有不知从何处下手之感，而经济管制与币制之改革实行方法与时期之迟早，更为难决”，然“在莫干山休养二日整理就绪，是静处修养之效也”“因之对于国事也甚有信心与乐观矣”。他上午游览景点，下午在官邸处理政务，而晚上则与夫人宋美龄“望月纳凉，心神愉怿”。这期间，除蒋经国携妻儿“全家来山团聚”外，行政院长翁文灏、外交部长王世杰、财政部长王云五、副部长徐柏园、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美援委员会委员严家淦等也陆续上山。如此大的阵仗自然引起了各路媒体的关注，《大公报》甚至开设专栏报道“临时总统官邸”的消息。为了保密需要，大员们纷纷寻找借口掩饰行踪，“如王世杰还带着他的大公子纪五，笑着对记者说这次来是游山的，陪陪他们”“翁文灏与记者谈天说地，可不知讲什么”等等，但由于“被记者所包围，无奈派出王云五做代表，在莫干山饭店走廊上向我们发表谈话，说是为了立法院通过总预算，有许多机构要裁撤，有许多机构要经费”；记者们心里也明白“这当然是表面文章”，实际上是要来开“全国财政金融会议”，就是问不出确切信息罢了。
莫干山会议没有采用俞鸿钧提出的相对稳健改革方案，决定按照王云五拟订的激进办法，就是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挽救政府财政困难，整顿日益困难的经济秩序。具体措施是以中央银行储备的黄金和证券作保证，发行新币——金圆券，取代法币流通；与此同时，以政治手段强制收兑民间所有的金银和外币，并实行经济管制、冻结物价。蒋介石认为，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他是希望用此“猛药”，彻底摆脱恶性通胀的压力，整顿陷于混乱的货币金融秩序，为即将到来的国共军事决战提供充分保障。因为需要国家政权背书，蒋介石原本希望这个方案经由立法院通过并授权施行，但因不赞同者多而遭到拒绝。最后只好依照宪法“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特别授权办法，以“总统令”形式公布实施。
三
据记载，8月19日下午3时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币制改革方案。当晚以总统名义签发《财政紧急处分令》，电台随即全文播发；20日《中央日报》等各报刊均登载了这一命令。《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理财政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四项配套政策也同步出台。为确保改革顺利推进，还决定在上海、天津和广州三大都市区设立经济管制督导员，其中上海由蒋经国协助俞鸿钧负责督导。蒋经国确实没有辜负期望，他利用在苏联学习工作时的经历和知识，还有在赣南积累的实践经验，提出“只打老虎，不打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这样颇能鼓动人心的口号，发动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建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和“人民服务站”，参与经济管制措施监督检查。要求对触犯法律者，商号吊销执照、负责人法办、货物没收，甚至公开枪决了几个涉案官员和商人；还以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罪名逮捕了一批大商人，一时间上海的币制改革和经济管制工作得到了强有力的推进，短短两个多月就收兑黄金114.6万两、美钞3452万元、港币1100万元、银元369万元、银子96万两，可谓成绩卓著；蒋经国本人被上海市民称为“打虎英雄”。然而他的这些行动深深触动了大资本家、大买办和官僚资本的利益，尤其是抓了孔祥熙大公子孔令侃、查封他的扬子公司后，导致了宋美龄、蒋介石夫妇先后亲自下场干预。据说接到夫人电话，蒋介石马上暂停自己主持的有关辽沈战役的军事会议赶往上海“灭火”，以“前方在打仗，后方要安稳”的理由释放了扣押人员。11月1日，行政院发布《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政府政策的反复无常和信用丧失，进一步引发了市场混乱，物价如同断线的风筝扶摇直上，一日数变。金圆券币值一落千丈，刚发行时50万元可以换购2500两黄金，而这时只够买盒火柴，这就是我们在中学历史课读过的，街上到处是扛着大包大捆金圆券抢购粮油物资市民的图像。由于金圆券已经毫无信用，群众拒用、商店拒收，民间自发改以旧式银元等硬通货结算。1949年6月25日，行政院又将金圆券继续贬值；7月31日宣布恢复银本位制并发行银元券。金圆券从发行使用到停止流通，仅维持了11个月，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货币。军事上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人民解放军先后发起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并于1949年1月31日取得大决战的胜利，国民党政权的垮台进入了倒计时。
1948年《新闻天地》杂志刊登过一篇题为“莫干山会议”的文章，说“相传蒋总统在获得一新方案草案前，必到清静的所在去考虑一番，然后再做具体的决定”。我想当年蒋介石来莫干山时，不正是觉得“军事、党务与经济皆濒于危急崩溃缘际”，他之所以采用以“社会贤达”身份入阁任财政部长的王云五方案，应是出于“治沉疴用猛药”的想法孤注一掷，绝没想到实际上是饮鸩止渴。恰巧印证了当年发布《经济紧急处分办法》进行币制改革总统令时，《中央日报》配发的社论所说：“要知道改革币制就像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这些文字想来也是经过蒋介石审定的，就是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成了预言家，一语成谶了。
四
不同于1927年12月和1937年3月那两次莫干山之行，这一次蒋介石在山上住了整整六晚五天，是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他们夫妇最后一次来山，但这次莫干山之行却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气。英国知名战地记者杰克·贝登1946年再次来到中国后，目睹了国共内战的全过程，写出了轰动西方的《中国震撼世界》一书。针对币制改革一事，他在书中写道：“一位评论员说：‘政府的一只手拿出一片纸，另一只手好像变戏法一样把人民的财富搜刮一空。’”1949年跟随国民党迁居台湾的著名学者沈云龙在评论王云五币制改革方案时，直截了当指出“金圆券是大陆沉沦的主因”；还有很多人认为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一分败于军事九分败于经济。1994年，朱镕基总理视察莫干山时，在币制改革会议旧址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后，作为经济学家的总理当即给了个结论：“那是一次垮台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