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国丹
有朋自永嘉来，总会给我捎只永嘉麦饼；这次我们到了永嘉作客，东道主宴请我们时，上的那道点心也是永嘉麦饼。
我对永嘉麦饼情有独钟。我到这个人世上来，除了母亲的奶水，吃的第一口食物就是永嘉麦饼。那是抗日战争的最后关头，家乡沦陷，襁褓中的我被一根布带缚在母亲背上，翻山越岭辗转了三天两夜，到永嘉山里去避难。当时我的外公、大舅，都在永嘉的济时中学教书。
不少老师租住在渠口的叶会通先生家。那是幢坐北朝南的宽大农舍，一条米把宽的小溪哗啦啦地从门前流过。跨越小溪的是一座微型拱桥，桥下有狭窄的石级，母亲就是在这美丽的拱桥下、石级上给我洗尿布和小衣裤的。
屋后就是大山，杂花生树，林木葱茏，更兼柴草遍地，老师们只要肯拿把柴刀出去，半个钟头就可砍下一担好柴来。这一切，婴儿时的我自然不可能知道，渐长渐大的我是从外公外婆和父母口中，才复读到那段历史的。
永嘉是山区，种不了水稻，只种少许小麦和大量的番薯，所以当时的一日三餐倒有两餐半吃的是番薯丝，麦饼当然是上上好的食物了。
那是种朴实无华的麦饼，皮上无油，随便装个布袋就可以带走。个儿极大，一斤面粉才做两个，甚至有一斤做一个的。馅儿有咸菜鸡蛋的、有霉干菜肥肉的，抗战期间肉蛋紧张，有的就光馅咸菜或霉干菜，再加点葱，也很香。
“这麦饼非常好吃！”我走访了老屋老房东，93岁高龄的会通叔对我说，“就是馅点萝卜丝、芥菜叶都很好吃。”他那郑重的口气，既有对麦饼的由衷赞叹，也有他对亡妻的深深怀念。
我妈曾说过，会通婶子是个能人，她做的麦饼比别家的更好看更好吃。做麦饼的工艺大约如此：揉匀面团，再把面团捏成碗状，然后放进生的菜、肉；团拢，压一下，用擀面杖擀平，然后把这块面团夹在两个手掌心里甩。妈双手合十，掌心骤张骤合，做挟持麦饼上下甩动状；我仿佛看到，麦饼在这种甩动中越来越大、越来越薄，馅儿也就匀匀地“射”到了麦饼的边缘。人们吃饼时，第一口就能咬到香喷喷的馅，不像别处的一些包子、馅饼，都吃了半天了，离馅儿还有十万八千里。
贴麦饼的是直径一尺四寸的铁镬，下面是大大的灶孔。做好的麦饼在镬里烙着，待一边的皮儿稍硬，翻个身再烙，如此三次，外皮微黄坚挺了，可里面的馅儿还没熟透，这时把它出镬，然后放进黑洞洞的灶孔里去，倚在灶孔内壁上，慢慢烘烤。
“用明火烤啊？那岂不是要把麦饼烤糊了、烤焦了？”我问。
“烧得麦饼火，做得大媳妇。”老房东微笑着说，“烧麦饼火可得要大本事哟。那柴火要烧在灶孔的中间、铁镬的肚脐下，那火要不大不小，恰到好处，上能把镬里的麦饼烙好，下能把倚在灶洞内壁的麦饼烤熟烤透。”会通叔一脸细密的皱纹，掩盖着淡淡的忧伤。会通叔一生坎坎坷坷，而会通婶无怨无悔，学啥像啥。才小学文化程度的她，居然谋上个小学教师的职务。她一手拉扯大七个孩子，好不容易日子好过了，却被高血压夺走了生命。
此刻，我好像看到那温柔的灶火，看到了会通婶被火光映得红扑扑的慈祥的脸。
永嘉人常说，随便抓一把永嘉的柴草，其中就有三味中药，而永嘉的灶孔则是集百草之精华，烤出的麦饼除了美味，还有特殊的药效。当年，也许是流离失所受到惊吓，也许是营养匮乏，妈的奶水总不够我吃，会通婶就把她家的麦饼掰碎，用开水泡软了，泡成糊状，一勺一勺地喂我。都说是得力于这种麦饼，出生才九个月的我，已经能在房东的院子里蹒跚学步了；而未满一周岁，我就将对门一张大人躺的摇椅摇了个底朝天，把自己扣在椅下。闻声跑出屋来的大人们只听到我的嚎啕大哭，一时却找不到我的影子。
当年的济时中学，是由一帮从沦陷区来的爱国知识分子办的。而这个战时学校，又把一批批年轻学生送上革命征途，我的三舅也在其中。三舅背着一叠永嘉麦饼，辗转在浙、闽、赣的高山峻岭上，和敌人迂回游击。
少年的我曾去过福州，时任福建工业厅厅长的三舅对我说，永嘉麦饼烤得透，烤得干燥，背在身上十天半月都不坏。这麦饼又当粮食又当菜，就着溪水吃了，不但不拉肚子，还特别长精神，打起仗来、走起路来虎虎生风。
现代人生活条件好，嘴巴也越吃越刁，许多传统食品都被淘汰了，唯永嘉麦饼长盛不衰。我看到永嘉街头长龙般排队买麦饼的盛况，也看到高速公路服务区里的“永嘉麦饼”招牌。为什么它能千年不衰？是因为它的肥而不腻香甜可口？还是因为它的特殊药效？这就该问问吃过这饼的读者诸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