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畅
近年来，红色收藏在各地开枝散叶、勃兴发展。但在收藏中，也出现了一种不和谐的声音，就是觉得“红色收藏物质价值相对较低，增值空间小，显得有点得不偿失”。
其实，对于红色收藏，我们更应把重点放在其文化附加值上。倘若没有这样的认知定位，就难以搞好红色收藏，即便勉强涉猎，也注定走不远。
那么，怎样才能充分彰显红色收藏的文化附加值呢？关键要在“三个关注”上下功夫，即要关注藏品的自身特点，增强辨识度；关注藏品的流转轨迹，把握厚重性；关注藏品的精神内涵，提升情怀感。
红色收藏所涉及藏品的辨识度，就是指藏品本身与普通藏品之间所拉开的距离，其中包括量级、质地、内核、品相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因素往往决定了藏品文化附加值的高低。1991年建党70周年前夕，上虞县档案馆珍藏了一本《共产党宣言》首译本。后经上海市档案馆和中共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的专家鉴定认为，上虞这本《共产党宣言》与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版完全一样。尔后，获悉我国有关部门曾搜集到七册首译本，但上虞的这一册最为完整，其他六册或是再版本、第三版本，或是无封面、残损本。这样的红色收藏虽可遇不可求，但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藏品个性的辨识度与价值的珍稀性，却不免有着生动的启示。
莫要小觑任何一件红色藏品，尤其是那些身份独特的藏品，说不定其有着颇为曲折的流转轨迹，而恰恰是这一特征，增强了藏品背后故事的厚重性与生动性，进而能够吸引更多人与其结缘，并通过还原事实真相、探寻渊源，感受红色收藏的意蕴与趣味。想起1922年朱德赴欧留学，他的恩师、原云南讲武堂教官李鸿祥资助了他求学路费。朱德为感谢恩师，把自己珍藏多年的小乌铜马赠送给老师。1957年2月，朱德去云南视察，特地去昆明拜望李鸿祥老师。李鸿祥见到分别35年的学生很是高兴，他知道朱德一生爱军马，便又把这件小乌铜马归还给了朱德。从此，小乌铜马成为朱德最珍爱的一件藏品。这间隔35年“一赠一还”的流转过程及细节，我们得以窥见师生之间的特别情愫——“赠”是一份真挚的谢意，“还”也彰显着一泓“不夺人爱”的雅意，以及由此滋生的惺惺相惜的善意。
红色藏品的文化附加值，除了涉及藏品自身的材质、工艺、历史、科技等因素外，更多体现在以“红色”为底色的精神内涵上。充分挖掘蕴含其中的思想特质、情感因子、精神内涵，进而受到启发、获取教益，这才是收藏红色藏品的终极目标，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收藏境界。罗荣桓元帅在他一生戎马生涯中，长期收藏着一枚银元，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这枚银元是他在井冈山时部队的“伙食尾子”，即分给官兵的伙食结余之款。当年部队生活十分艰苦，他舍不得将此银元花掉。有一次战斗，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胸部，正巧打在银元上，装银元的上衣袋被击穿，幸运的是他没有受伤。从此，这枚救命的银元成了他的珍贵藏品。这枚银元之所以弥足珍贵，并非因为它是“银元”，而是附着在这枚银元上的特别情怀：不舍得花，折射出罗荣桓元帅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高尚品德；“银元被弹击”，既是对一次鏖战经历的特别记录，也是对他视死如归、冲锋陷阵之勇敢精神的生动诠释。因此，只有深入藏品的内核，直击藏品的本质，红色藏品的文化附加值才能被放大到极致，其教育功能也才能因之而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