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
一
朱五楼（1861~1920）名方淦，以字行，浙江湖州荻港人，幼年家境贫寒，母亲很早到上海当佣人，母子常年见不到面。光绪六年（1880）家乡发大水，田地渔塘都被淹了，颗粒无收，为生计，19岁的朱五楼离开老家到上海去投靠母亲。
巧的是，他母亲的雇主程老板在前一天晚上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个光着脚的送财童子，高举的双手托着金元宝跑到他家来送财祝福。梦醒之后程老板有点纳闷，自己是个开杂货店的小老板，卖的是茶糖烟酒，小本生意，细水长流，吃不饱也饿不死，从不奢求一夜暴富、天降横财，怎么会做这么一个梦呢？胡思乱想，辗转反侧，直到天快亮时才睡着，一觉醒来已近中午，索性在家吃了中饭再去店里料理。谁知饭碗还未放下，外面已雷声大作，很快就大雨滂沱，只能在厅堂上坐等。突然有一个瘦高黝黑的小伙子冒雨闯进来，光着一双大脚，一手拎了把还在滴水的破油纸伞，另一只手上托着两只布鞋。程老板眼睛一亮，这不就是昨晚梦里那个“送财童子”嘛！这个小伙子正是朱五楼，他在码头下船后，舍不得花钱乘电车，背着小包裹边走边问，遭遇突如其来的大雨，怕淋了新布鞋，急忙脱下鞋子托在手上，顶风冒雨找到了母亲做工的地方。程老板问清楚情况后，把他留在店里帮忙，后来又推荐给族兄程觐岳，进了福康钱庄当学徒。
程氏家族在苏州靠典当业发家，后为避太平天国战乱，程觐岳、程蔼士兄弟离开苏州来到上海，先后开设了福康、顺康、福源三家钱庄，成为北市钱庄业的首领。常言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按照钱庄行业的规矩，任何人都须从小学徒做起，到柜员、跑街、账房、协理、襄理、经理，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上爬。钱庄业有句行话叫“过三关”，即过学徒关、过外场关、过算账关，只有顺利闯过这“三关”之后，才有资格在钱庄立脚谋生。当时想进钱庄做学徒并非易事，必须有保人引荐。而且这保人也非一般人所能担当，第一是要熟悉钱庄老板与经理，业务上互有往来；二是要拥有一定的社会名望与资产。清朝的《钱业条规》中规定：“同业诸君，原有引荐之人。倘若亏欠，唯引荐人是问。”由此可见，保人担负着很大的责任，他引荐到钱庄的人，必须勤劳肯干、品行端正，这也是钱庄业能长期保持稳定与享有较高声誉的原因。朱五楼的保人是他母亲的雇主程老板，和福康钱庄的老板程觐岳、程蔼士是本家，又是当年一起到上海创业的患难兄弟，他引荐的人程氏兄弟自然信得过。
朱五楼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天资聪颖，当过账房的爷爷又教他学过珠算与心算。除了能写会算之外，他还特别能吃苦，加上嘴甜手勤、虚心好学，这个大龄学徒颇得钱庄上下欢心，师父师哥对其有问必答，倾囊相授，因此比别人更快地掌握了钱庄的各项业务。最难能可贵的是，通过勤学苦练，朱五楼的算盘打得既快又准。钱庄每逢月底、年中、岁尾都要轧账，朱五楼总是第一个准确无误地报出汇总的数字，还能及时发现账中存在的弊漏，连见多识广的襄理也自叹不如。他左右开弓双手同时快速拨打算盘的绝技更是无人能及，成了福康钱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经常有人慕名前来观摩，被同行誉为“飞朱”。说来也怪，自从朱五楼进了“福康”的门后，钱庄的生意一直顺畅兴隆，财源滚滚，日进斗金，除了原先的福康外，又陆续开出了福源和顺康两家钱庄，乐得两位东家合不拢嘴。钱庄团聚吃年夜饭时，二东家程蔼士特地过来给朱五楼敬酒，半开玩笑地说：“真要感谢你这个‘赤脚财神’给福康带来的好运！”消息不胫而走，上海钱庄的同行见到朱五楼都会调侃道：“侬迭个‘赤脚财神’啥辰光也送点财运拨阿拉？”
二
辛亥武昌首义爆发后，江浙革命党人立即响应，陈英士联络上海商团发动起义，攻克江南制造局，上海宣告光复，陈英士被公推为沪军都督。陈都督上任后一面安定上海的社会秩序，一面调集兵力财物支援苏、浙、皖三省的革命事业。之后，各省都督府代表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由陈英士组织联军尽快攻克南京，以使处于危机的革命形势发生根本变化。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彼时刚组建的江浙联军普遍缺粮少弹，还拖欠了好几个月的军饷，军官牢骚满腹，士兵怨声连天，指挥官找到沪军都督府，要求补充弹药粮草、补发欠饷。筹集弹药粮草对陈英士来说并非难事，吴淞口的江南制造局就囤积着大量的清军军火，漕运发达的上海最不缺的是粮食，只要组织人马运输分发就行了。而面对筹集军费他却感到困难重重一筹莫展，属下的参谋部外务科长沈翔云献策：“是否可以把上海道台存放在钱庄里的库银提出来救急？”上海光复时道台（分巡苏松太兵备道）刘燕翼逃往公共租界，把手中的库银存折、历年库银移交清单等文书都交给各国驻上海领事团团长、比利时驻沪领事薛德福。而薛德福以西方各国还没有正式承认革命政府为由，拒绝将存折交给沪军都督府。
陈英士找到当时上海钱庄行业的自治机构——钱业会商处洽商，希望能有通融办法取出库银。朱五楼时任福康钱庄协理兼顺康钱庄督理，被同行公推为上海钱业会商处的总董，他认为《上海钱庄业章程》有明文规定“认票勿认人”，因此必须凭上海道台的存折才能支付。双方多次谈判无果，陈英士一怒之下把朱五楼软禁在位于闸北会文路210号的湖州会馆内。陈英士与朱五楼都是湖州人，大哥陈其业在湖州朱五楼的来泰典当行当账房，侄子陈果夫已和朱五楼的长女朱明订亲，陈、朱两家关系一直融洽，如今为了库银的支付争执不休，以至闹到翻脸不认人的地步。陈果夫作为毛脚女婿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他四处奔走，除了找二叔说情赔罪之外，还请到著名银行家、时任沪军都督府财政部长的朱葆三出面调停。经过双方多次会商，最终达成了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案：即由中国银行出具借据，向福康等存有库银的钱庄借款，待道台存折归还沪军都督府后，再凭存折取回中国银行的借据。另外由朱葆三出具书面保证：若有洋人干涉阻拦，由都督府出面协调解决；操作过程如出现意外，一切损失皆由都督府负责赔偿。事情圆满解决，粮饷充足的江浙联军士气高涨，很快就攻克清军占据的石头城，为不久后孙中山定都南京立下了汗马功劳。
风波平息之后，上海各大报纸对陈英士评价很高，认为他能够大公无私，虽是姻亲却不徇私情，坚持原则，秉公办事。而上海钱庄业则更加信任朱五楼，在枪口威逼之下仍能照章办事，不畏强权，一身傲骨，宁折不弯。《申报》发表评论道：许多事情光靠强硬手段并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协商，才能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既不破坏钱庄业的规矩，又解了新政府的燃眉之急。而上海的百姓却不这么看，民间就流传“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的一封信”的说法，认为是朱葆三的声望信誉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笔者查询过有关资料，当时中国银行向各钱庄就库银抵借银15.6万两，其中福康钱庄承担了8.1万两，顺康钱庄承担了2万两，两家加起来达到65%，由此可见程氏钱庄在当时上海金融业的主导地位。
三
1917年3月，上海南北市的钱庄业同行经过充分酝酿，决定在原有的基础上合并组建上海钱业公会。朱五楼被推选为首任会长，魏静庵和秦润卿（福源钱庄经理，继朱任会长）为副会长， 办公场所就设在上海总商会内。上海钱业公会作为行业自治机构，主要职能是制定行业规则，防范行业风险，维护同业自身利益，在南京国民政府统制金融业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履行地方政府和中央银行的部分职责。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上海学生积极响应，上街游行示威并罢课，一些爱国商人、实业家也纷纷罢市、罢工，声援爱国运动。由京津沪等地学生自发组织的全国学联认为：如果在大都市上海罢市，势必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关注；而无论工业还是商业，其交易流通都必须通过钱庄来进行，如果上海的钱庄业率先罢市，各行各业都会随之停运罢市。得知全国学联的意见后，朱五楼连夜召集开会，很快就签发了钱庄公会号召全市同行罢市的倡议，有力地声援了爱国民主运动。
朱五楼是上海总商会一至四届的会董，还参与创办上海永亨银行。作为上海钱庄行业的领头人，他在几次重大事件中都能及时做出正确的抉择，使钱庄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信誉都有了显著提升，因此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尊崇敬重。1920年朱五楼因病在荻港家中去世，终年59岁，归葬湖州青山的翠微山时，上海钱业同仁专门包租轮船赶去为其送行。荻港老街至今还保留着三进深的朱五楼故居“鸿远堂”，大厅里挂着那副对联“远水振家声，文山传书胄”，这也是朱五楼一生传奇的写照。
清末民初，浙江北部的湖州作为资本主义最早萌芽的地区之一，崛起一个财力雄厚的区域性商业集团，学术界称之“湖商”。他们活跃于沪苏杭等地，与甬商（宁波帮）共同成为浙商之滥觞，在中国近代商业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在湖商身上既有“诚信为本、仁义爱物、博施济公、尚文重教、自强图新”等传统文化浸染下的儒商精神，又有在西方文化影响下，思想开放，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敢为人先等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朱五楼身上都可以找到，所以说他是湖商中的杰出代表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