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才
世界那么大，看看又何妨。身处多元化的消费时代，随着精神需求的叠加升级，外出旅行日益成为社会刚需。在此期间，寻求一家环境舒适、价格实惠的酒店是众多游客或商务旅行者的头等大事。其实古人未尝不是如此。无论是公务异地出行还是纯粹的度假式旅游，夜幕降临后古人们也倾向于选择一家称心如意的酒店，用以缓解身心疲劳。
从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可知，汉朝时“传马一匹，日食粟三斗，刍一石，钱十五”。东汉建武三年（27）《居延汉简》记载：“客舍一宿，钱廿。”按照汉制每石粟约合100钱计算，购买力相当于50元人民币，也就是客栈每晚每房只需要50元。
唐朝时，由于经济发展稳步向好，商业酒店逐步发展起来了。《通典·职官》在描述当时的酒店规模时说：凡三十里置一驿，天下水驿二百六十所，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由此可见其时商业经济的发展盛况。
在竞争力日益加剧的现状下，唐代的酒店非但没有降价经营，反而呈现出一路攀升的迹象。唐代敦煌文书《天宝年间物价表》记载：“逆旅一宿，钱五十文。”查阅《新唐书·食货志》可知，开元年间一斗米约三文钱，此处意味着客栈每晚的住宿费可购米一石六斗，折合人民币约200元，与现代经济型客房几无差别。
唐代高档型客房的价位却比较昂贵，白居易曾在《暮宿客舍》中抱怨说，“逆旅费百钱，村醪值十千”。十千即为十贯，也就是十两银子，折合人民币平均值约为3200元。其时，唐代一个正四品尚书左丞每月的官俸只有禄米3石，3000多元的住宿费已然令人望而生畏。尽管其中包含各种酒食消费，但是相对于200元的普通客房，多少还是令人难以接受。
迨至宋朝，随着经济产出的极大进步，人们的消费能力也快速提升，酒店的价格在整个封建时代也是居于高位。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三中记载，汴京状元楼上房日赁五百文，常房三百。而且这种分层定价的方式，洪迈在《夷坚志》中也说，“建康府白下亭，商贾云集，厢房日值千钱”。按北宋中期米价每石600文，相当于人民币300~500元，一个普通民工每天出工赚取的劳务费在300文，客房的价格算是在可接受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商业经济空前发展，瓦肆勾栏遍布各地，市民的消费水平也大幅提升。伴随着尚文抑武的政策引导，宋代的商业酒店开始出现预付押金的经营方式，《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某客栈纠纷案，“赁房钱日百二十文，先纳半月之直”。此种经营策略已经表明，宋代的经济结构已经具备现代商业属性的整体特质。
元代由于通货膨胀严重，客房的价格也一再飙升。初期，“秦淮河房，银三分一宿”，约合90文钱，此价低于宋代。但是《南村辍耕录》记载，“至正间，钞法大坏，斗米值银二十两”。《马可·波罗游记》说，杭州“上等客房须付威尼斯银币一枚”，约合白银一两，约计人民币1200元。普通客房价值千元，高档酒店更是不言而喻。这种价格双轨制反映出元代货币体系的混乱，也因此导致物价虚高。
明代历经长期的战乱杀伐后，社会形态趋于稳定，产业经济呈现繁荣气象。参阅《宛署杂记》可知，万历年间北京“下处宿钱十文，饭钱五文”。这一价位已经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但是节庆期间，房价上涨的现象在明代尤为突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描述杭州昭庆寺香市时说：“房钱日数百钱，犹不可得。”
至清代，伴随着市场化机制的此消彼长，酒店住宿的价格逐渐统一，但是官民等级差也日益凸显。如《乾隆京城全图》标注的前门客栈价格为“大房日银二钱，小房八分”。按照《清文献通考》记载的乾隆中期每石米一两五钱计算，普通客房约合人民币只有80元。但是，《扬州画舫录》记载，盐商包租整座园林“日费纹银二十两”，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匠的三年收入。《林则徐日记》对此阐明，“宿驿站，例给银六分”。这种消费分层实际上折射出官民差旅待遇的天壤之别。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从汉代的二十钱到清代的三钱银，表面上看酒店的价格在不断降低，实则印证了《史记·平准书》所言的“物踊腾粜”的经济规律。
当我们穿越《清明上河图》中鳞次栉比的酒楼、民宿，触摸着《姑苏繁华图》里水陆并行的客栈旗幡，古人投宿的“经济人”抉择，本质上与现代人选择星级酒店或青年旅舍并无二致。这种跨越千年的经济迭代规律，已然在方寸之间客舍里，映照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