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世间几乎人人都能“处贵”。所谓“处贵”，就是置身于优越环境，地位高，声望隆，说话有人听，做事有人跟，能过享受型的物质生活。一般人不太能从容“处穷”。“处穷”，即身陷困窘，职位低，身份卑，号召力弱，利益被人漠视。遇了它，不少人总是唉声叹气、自暴自弃。
不过，生活中确实有可敬的逆行者。
苏轼被流放时，曾在梧州、藤州之间碰到弟弟苏辙。路旁有卖汤饼的，两人便一起买来吃，这些汤饼味道很差，几乎无法下嘴。苏辙吃了几口，放下筷子唉声叹气，苏轼却吃得干干净净，没剩下半点。吃完，他不慌不忙地对弟弟说：“你难道想慢慢咀嚼吗？”说完大笑而起。
这是见于陆游《老学庵笔记》中的一则故事，从中可以看到苏轼是能“处穷”的。那时，苏轼是曾当过数地知州的官员，按现在的说法，也算是厅局级干部，应该不至于吃这种饮食。然而，际遇变了，他的心态也能跟着调整，这便是可贵之处。
除了处物质之穷，亦能处境遇之穷。苏轼曾经流放黄州，说到这段岁月，许多人会想起一篇《承天寺夜游》的散文，此文很短：“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苏轼到黄州时刚刚经历了乌台诗案，政敌甚至想置他于死地，如果不是王安石等人抛却政治异见替他说话，不是宋代有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的祖宗之法，苏轼也许永远没有机会再看大地山川了。然而，就算是生命被残酷的现实击刺得百孔千疮，苏轼的内心依然住着本性的天真与浪漫。为了美好的月色不睡觉，而要走一段路去寻朋友欣赏，也只有苏轼才能做出来。这种乐处境遇之穷的心态也同样体现在苏轼贬放惠州的日子。尽管当年的惠州是瘴疠之地，苏轼也总能寻找到平凡生活的快乐。他对惠州的荔枝情有独钟，专门写了一首诗来赞美：“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本是流放，因为经常有荔枝吃，他老人家居然“不辞”了，其内心的达观不是那些世俗的小心脏可以想象的。
一个人能不能从容“处穷”，第一得看他享受欲强不强。目无大志，只追求物质舒适和感官刺激，一旦处于人生困境，便会觉得大难临头，吃不好，睡不香，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坏。内心怀有高远的目标，不在乎即时的享乐，遭遇人生的挫折，会千方百计开解自己，忍耐、等待。所谓“大丈夫能屈能伸”，不是大丈夫不明白“伸”的快意，而是他们懂得人生之途不会一帆风顺，许多时候，“伸”必须以一定程度的“屈”为代价。
从容“处穷”不是目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通过它锤炼意志、涵养眼光、塑造心灵、造福社会。一个人一辈子只是随遇而安，毫无作为，他再能从容“处穷”，也没什么可称道的。真正优秀的人必须像苏轼一样即使处于难以忍受的“穷”境，也要为日后的可能不“穷”作准备。苏轼在黄州救助弃婴，在惠州监造桥梁、推广秧马、水碓，无一不体现他作为一个杰出士人的入世精神。正是这种入世精神，使我们对他的从容“处穷”永远深怀敬意。
能否从容“处穷”，反映了一个人是否达观；以怎样的方式“处穷”，则折射了一个人是否拥有足够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