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文忠 张军璞
我是曹惟正，谢希德先生之子。2026年1月18日上午，万祥文教论坛第二十五讲暨复旦大学福建校友会第八期“卿云沙龙”活动在石狮万祥图书馆举行，本次论坛以《追思母亲谢希德的故事》为主题，邀请我担任主讲嘉宾。
站在这片母亲魂牵梦萦的故土上，看着台下一张张饱含敬意的脸庞，我的思绪仿佛穿越了岁月的长河，回到了母亲那些波澜壮阔又温情脉脉的时光里。今天，我想以一个儿子的视角，用那些沉淀在记忆深处的生活细节，为大家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谢希德——她是“中国半导体之母”，是治学严谨的学者，是相濡以沫的妻子，更是我心中最温暖的母亲。
风雨淬炼骨 少女有初心
1921年3月19日，母亲谢希德出生在石狮祥芝赤湖村一个书香世家。姥爷谢玉铭5岁时随他母亲王雅娟来到石狮蚶江生活，在教会的帮助下进入养正小学，后考入培元中学，毕业后被培元中学推荐进入北平汇文大学（燕京大学前身）学习，凭借刻苦钻研的精神完成学业，毕业后，姥爷回到泉州培元中学任教数年。1926年姥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燕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最终成为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1939年在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先生邀请下到厦门大学任理学院院长，是我国物理学界的先驱。妈妈的生母郭瑜瑾也曾就读于厦大预科，这样的家庭氛围，让母亲从小就浸润在知识的养分中。
母亲的童年，有一段时光是在赤湖村及蚶江与祖母相伴度过的。闽南的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吹拂着村口的老榕树，也滋养着母亲稚嫩的心灵。姥爷从美国留学回到燕京大学任教后，她随家人到了北京，进入燕京大学附属小学就读。那时候的她，个头小小的，却有着超出同龄人的坚韧与爱国情怀。1931年，年仅10岁的母亲在《曙光季刊（北京）》发表了诗歌《早起》，字里行间满是对生活的热爱；1932年，11岁的她又在《春芽月刊》上发表了《奋勇的义勇军》《丫头的哭声》两篇文章，文中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侵略者的痛恨，让人难以想象出自一个孩童之手。我曾问过母亲，为什么小小年纪就能有如此深厚的爱国情感，她只是轻轻抚摸着我的头说：“国家是根，没有根的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飘不远的。”
母亲的中学时代，辗转了多所学校，却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1932—1933年，她就读于燕京大学附属中学；1933—1937年，进入北平贝满女子中学；1937年秋至1938年春，在湖北武昌市圣西理达女子中学求学；1938年春，她来到湖南长沙福湘女中，在这里完成了中学学业。福湘女中的校训是“文行忠信”，校址就在湘雅医学院校园内，这样的环境让母亲不仅学到了扎实的知识，更塑造了诚信正直的品格。
1938年夏，母亲以全班第一的优异成绩从福湘女中毕业。
命运的考验在母亲17岁那年悄然降临。1938年，她刚刚完成中学学业，考入湖南大学，却不幸患上了胯关节结核。这一病，就是四年。那些日子，母亲只能卧床休养，病腿被石膏固定，胯关节无法移动连翻身都异常艰难。可即便如此，她也从未放弃学习。病床成了她的书桌，枕头边堆满了课本和笔记，每天清晨天不亮，她就借着微弱的光线读书、演算；夜深人静时，她还在回忆当天学到的知识，梳理知识点。
为了帮助母亲恢复体力，姥爷姥姥四处打听，收集了“乳白鱼肝油”和“麦精鱼肝油”的配方，每天精心为她调制。母亲常说，那段时间，她最期待的就是每天喝鱼肝油的时候，因为那不仅是身体的补给，更是家人爱的陪伴。在病床上，她还参加了贵阳日报1942年的“三八节”征文比赛，凭借一篇饱含真情的文章获得了第一名。1942年，病愈后的母亲参加浙江大学全国入学考试，在众多考生中名列第三。浙江大学的黄翼教授、张绍忠教授都特意给已到厦门大学任教务长的姥爷写信，称赞母亲的才华与毅力。由于浙江大学那时西迁山区，家人不放心行走不便的妈妈一人留在贵州，她跟随祖母母亲弟弟们来到福建长汀，进入厦门大学数理系学习，1946年毕业时，以平均成绩87.5分在197名毕业生中名列第一。这种坚持不懈、刻苦勤奋的精神，贯穿了母亲的一生。
厦门大学的四年，是母亲人生中一段难忘的时光。当时，姥爷先后担任厦大理学院院长，教务长兼数理系主任，后来我舅舅谢希文也进入工学院航空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谢家与厦门大学有着深厚的姻缘。母亲在理学院数理系学习，她的好友周惠慈与她朝夕相伴，一起在图书馆自习，一起在校园里散步，这份友谊历经50年风雨，1997年妈妈到台北参加第二届全球华人物理大会时她们两人在台北重逢。
厦大的校园里，留下了母亲太多的足迹。2011年4月6日，为纪念母亲90诞辰和厦门大学90周年校庆，厦门大学上海校友会捐建了母亲的雕像，矗立在海韵园物理楼广场上（原先建在老物理楼外的草地上）。每次回到厦大，看着校园中母亲微笑的面容，仿佛又看到了她当年在校园里意气风发的模样。
学术铸丰碑 大爱暖人间
1947年夏天，母亲怀揣着对科学的追求，远赴美国留学。她先在史密斯学院深造，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在物理领域潜心钻研。而父亲曹天钦当时则在英国剑桥大学求学，两人虽相隔万里，却始终相互牵挂、彼此鼓励。那时候，通信不便，一封书信要辗转数月才能送达，可每一封信里，都饱含着他们对祖国的思念和对未来的憧憬。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和父亲毅然决定回国，投身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然而，美国政府却百般阻挠，不让母亲离开。为了突破封锁，1952年克服重重困难，在英国友人、著名学者李约瑟的帮助下，母亲先前往英国，与父亲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婚后，他们携手辗转回到中国，到北京探望了亲友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母亲常说，回国的那一刻，她才真正感受到了归属感，能和自己的爱人并肩作战、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是她最大的心愿。
回国后，母亲到复旦大学任教。1956年我出生不久，她到北京大学和黄昆教授一起负责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五校师生参加的半导体专门班，编写了中国第一本《半导体物理学》教科书，为我国半导体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参与创办了复旦大学半导体物理、表面物理等专业，编写了关键教材。在复旦大学工作期间，她还创建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搭建了中外学术交流的桥梁。
母亲的治学态度极为严谨。记得小时候，我经常看到她在书房里工作到深夜，台灯下，她戴着眼镜，眉头微蹙，专注地查阅资料、撰写论文。她的书桌上，总是整齐地摆放着各种书籍和笔记，每页纸上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母亲一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后来成为各专业的骨干人才。她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她常常邀请学生到家里做客，亲自下厨为他们做饭，和他们探讨学术问题，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有学生遇到困难，她总是尽心尽力地帮助，不仅在学业上给予指导，还在精神上给予鼓励。很多学生都说，谢希德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他们前行的道路。
命运似乎总是喜欢考验强者。母亲在工作期间，先后四次患上癌症，可她每次都以惊人的毅力与病魔抗争，始终心系事业。1966年10月，母亲做了左乳房乳腺癌根除大手术，手术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进行，我和爸爸坐公交车去看望她。术后三个月，“十年动荡”开始，母亲停止了工作，不能回家，家中保姆自杀后，她还被隔离审查，关在低温物理实验室里。一年后回家，她又被派到罗店农村劳动，回校后负责清扫复旦物理楼五楼女厕所。即便身处如此困境，母亲也从未抱怨，而是默默地承受着一切。
1970年6月，母亲又做了右腋下皮下癌肿块切除手术，术后到上海肿瘤医院做放射治疗。当时，父亲仍在隔离审查中，我第一次看到母亲流泪，她担心无法再见到爸爸出来。可即便在这样的困境中，母亲依然没有放弃学习，她经常到上海外文书店内部门市部购买国外有关的学术期刊和书籍，还在家教我装半导体收音机。
1976年1月，母亲右乳房查出有肿块并确诊是癌症，医生根据她当时的身体状况，决定在肿瘤医院实行化疗和放疗并用的保守疗法。为了协助母亲治疗，提高她的抵抗力，爸爸学会了杀甲鱼，给她做甲鱼汤补身子；有一款中草药注射液可以帮助抗癌，爸爸还学会了打针。在爸爸的精心照顾下，在中医中药的调理下，两年后，母亲右乳房内的肿块消失了。病愈后，恰逢科学的春天到来，母亲重新回到了她热爱的讲台和实验室。
1998年，母亲进行了第四次癌症手术——右乳房根除大手术。手术前，她详细写下了前三次生病的病状及治疗情况，交给了手术医生。住院期间，她还惦记着工作，到北京参加院士大会，出席上海教师节等活动。当时她最关心的事之一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二期工程的美国国会拨款是否下来了，当中心的倪世雄老师来探望她，告诉她拨款下来的消息后，她欣慰地对我们说：“这下我就放心了。”
母亲一生清正廉洁，始终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作风。她在复旦大学当校长时，坚持坐大巴上下班，不搞特殊。一坐上大巴，她就和同车的老师们交流工作或和老师们聊家事谈工作。
我小时候，家里条件虽好，有保姆帮着打点家务事，但爸爸妈妈教育我要爱劳动，每天晚上厨房中的垃圾都是要我倒到楼下的垃圾箱，这是我不太愿意做的事，因为垃圾箱内常有院子里的野猫在找食，每次都会吓我一跳。另外，每个月的楼梯清扫，我也是负责二楼到三楼的楼梯。大院的大扫除活动，我们家也是三人参加，爸爸、我和保姆阿姨。她就是这样，在生活的小事中，潜移默化地教育我成长。
母亲还非常关心家乡的发展，家乡有需要，她都会尽力帮助。虽然因为工作繁忙，她没机会回到老家赤湖，也不知道家里还有谁，但她一直牵挂着这片故土。厦门大学福建校友会也是她创建的，她希望能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多做一些贡献。
母亲被誉为“中国半导体之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也是新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还曾任上海市第七届政协主席。她的成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去年举办的万祥文教论坛第二十四讲，就由她的学生侯晓远教授主讲《谢希德先生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从学生的视角展现了她的治学精神和人格魅力。
在石狮学府公园，矗立着母亲的雕像，基座厚重，风骨巍峨，就像母亲的人格一样，虽然个头不高，精神却无比伟岸。
情系爱与家 岁月藏温情
母亲和父亲的婚姻，是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典范。在工作上，他们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互相支持，共同进步；在生活中，他们是恩爱有加的夫妻，彼此照顾，相互包容。
母亲与父亲曹天钦的爱情，始于燕京大学的校园。在燕大附中，母亲结识了父亲，两人志趣相投，渐生情愫。1938年，父亲毕业于北平育英中学，通过燕京大学入学考试，进入燕京大学化学系学习；同年夏，母亲以优异成绩从福湘女中毕业，也开启了她的大学生涯。后来，战乱纷飞，两人天各一方，父亲先后在成都燕京大学、重庆中英科技合作馆工作，母亲则经历了卧病在床、辗转求学的艰难岁月。整整九年的分离，没有冲淡他们的思念，反而让这份感情更加深厚。他们通过书信传递牵挂，互相鼓励，在各自的领域努力拼搏。1946年，是难忘的一年，这一年，爸爸妈妈在长汀订婚，在妈妈到南京参加出国考试前，谢家在长汀拍下了全家最后一张全家福。同年秋，姥爷赴菲律宾李氏公司当副经理，后来到马尼拉东方大学任教授兼理化系主任，1968年从菲律宾退休赴台湾，在台北任教多年后退休，1986年3月20日在台北逝世。
1987年秋，父亲到以色列出席国际生物物理大会，在以色列教授家做客时因病摔倒，送回国后在上海华东医院进行了手术治疗。虽然病情暂时得到了缓解，但两年后，父亲还是完全丧失了行动自主能力。在父亲生病的那几年里，母亲政务缠身，频繁参加学术和外事活动，但她每天都会挤时间去华东医院探望父亲。她为父亲喂饭陪他说话，给他读报纸。妈妈曾对我说过：“过去一直是你爸爸照顾我，现在是我照顾他，这是我应该做的。”
1995年1月8日，亲爱的爸爸离开了我们。母亲强忍悲痛，妥善处理了父亲的后事，随后又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我知道，她是想用工作来缓解内心的伤痛，也是想完成父亲未竟的心愿。
在我的心中，母亲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教育家，更是一位温柔、慈祥的母亲。她对我的教育，注重言传身教，从不严厉斥责，而是用生活中的小事引导我、启发我。
母亲教育我从小要热爱劳动，除了让我倒垃圾，还会让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她告诉我，劳动最光荣，只有通过自己的双手，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她还特别注重培养我的学习兴趣，从小就给我买各种书籍，鼓励我多读书、多思考。
母亲的记忆力惊人，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家人却总是充满了温情。
2000年3月4日，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遵照她的遗愿，她和爸爸一样，将遗体捐献给了中国的医学事业。她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无私奉献的精神，为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耗尽了心血。
今天，我来到万祥图书馆，向图书馆捐赠《谢希德传》《谢希德画传》等三本书，并转赠厦门大学的谢希德瓷雕，希望能为乡邦文化传承增添宝贵的精神财富。看着这些承载着母亲记忆的书籍和瓷雕，我仿佛又看到了母亲慈祥的笑容，听到了她温柔的话语。
在活动现场，我与多位观众互动，为政府干部、学子、乡亲等一一解答问题。在交流的过程中，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母亲的精神已经深深扎根在人们心中，成为了激励大家前行的力量。
站在这里，回望母亲谢希德的一生，我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思念与崇敬。她的一生，是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一生，是潜心治学、教书育人的一生，是爱国奉献、无私无畏的一生，更是充满爱与温情的一生。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风骨”，什么是“大爱”。
母亲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个人的传奇，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她的精神，就像一座灯塔，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她的品格，就像一座丰碑，永远矗立在我们心中。作为她的儿子，我为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而自豪。我也希望，母亲的精神能够代代相传，激励更多的人热爱祖国、勤奋学习、勇于拼搏、无私奉献，为家乡的振兴与国家的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闽南的海风依旧吹拂着这片热土，母亲的精神也将如同这海风一般，永远滋养着后人。愿我们都能以母亲为榜样，在人生的道路上，坚守初心，砥砺前行，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母亲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