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春的山藏着故事。锦斗镇的映山红开谢轮回，柿子树挂果又空枝，芦柑林的橙黄染了一冬又一冬，徐月就在这片山里长大。山泉水养出她带锦斗软调的清亮嗓音，脚印落在春日花丛、夏日溪边、秋日柿下，也印在锦斗中心小学到中学的小路上——从一年级起，“三好学生”奖状从未断过，全镇人都知道，徐家姑娘成绩好，是要飞出大山的。
1992年夏天，山风裹着别样滋味。中考510分（总分540分）的高分，够她进永春一中，更触到她自幼的梦：当人民教师。可家里的境况像块巨石：哥哥在上海交大读大三，妹妹刚升初二，父亲刚退休，还惦记着盖新房，退休金每月不过几百元。父亲红着眼眶说：“能考上师范就供，不然……高中就别念了。”她数理化满分，语文和政治却拖了后腿，最终在锦斗中学排第二——够得上师范，却要每年缴3900元择校费。这笔钱，是这个家跨不过的山。
她跟着父亲回了达埔镇老宅，熟人都在山的那一头。整个暑假，她把自己关在昏暗屋里，听着窗外蝉鸣，夜里眼泪总浸湿枕巾。班主任带着同学家长寻来时，阳光斜照老宅木门，他们劝父亲“先借钱，等孩子毕业再还”，可父亲摇头得坚决——怕欠人情，更怕还不上。看着同学们背着书包走进高中、师范校门，她躲在被窝里咬唇哭，不敢让母亲看见，母亲却总在夜里轻摸她的头，叹着气说：“闺女，这就是命啊。”
命有遗憾，却没断了念想。暑假快结束时，她攥着衣角跟父亲说：“我想去小学当代课老师。”父亲没说话，算是默认。面试那天，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说起数学题时眼里有光，很快被留下，教四到六年级数学。第一次站上讲台，望着台下几十双亮晶晶的眼睛，她忽然觉得，没说出口的委屈有了着落。
第一个月工资300元，她一分没留，全交给父亲。父亲接钱时双手抖得厉害，粗糙指尖蹭过她手背，没说话，却红了眼眶。此后每月发薪日，她都准时递上工资，看着数额从300元涨到500元、800元，再到2017年的2000元，她从不计较——只要能站上讲台，看孩子们弄懂数学题，听一声“徐老师”，就够了。
山里教学资源匮乏，遇到调皮学生、缺教具时，她就亲手做卡片、画图表；放学后总有孩子留堂问问题，她耐着性子反复讲，直到他们眼里透出“懂了”的光。山路上的月光，陪她走过无数个傍晚：白天上课，夜里操持家务；后来母亲病倒、父亲住院，她又多了病榻前女儿的身份。哥哥在泉州工作，妹妹也在那边打工，家里担子全压在她肩上。她白天上课，课后赶去医院给父亲擦身喂饭，夜里回家批改作业，眼睛熬得通红，却从没旷过一节课。
父亲走那天，紧紧攥着她的手，微弱地说：“闺女，对不起。”她趴在床边哭，泪水打湿父亲袖口。后来她才懂，父亲的“固执”藏着半生苦——三岁失母、九岁失父，没读过多少书的他，只知让孩子吃饱穿暖，却没力气圆女儿的师范梦。这份懂，化开了心里的疙瘩，只剩心疼。
婚后日子平淡安稳。丈夫在邻县修车，每月只回四天，她在家带孩子、教书，把日子打理得井井有条。儿子四岁自己吃饭，五岁分床睡，放学还会煮碗简单的面——味道不算好，她却吃得眼眶发热，总想起自己小时候。只是提起儿子高考，她总愧疚：那年公公婆婆身体不好，她忙着照料，没顾上陪儿子复习，最后儿子只考上大专。可儿子从不埋怨，还劝她：“妈，我知道你辛苦。”
2017年，老同学建了微信群，有人把她拉进去。看着群里聊校园往事、如今生活，她犹豫很久才敢发言——辍学的事像道浅疤，怕被提起。可同学们的热情像山风般暖，没人提过往遗憾，只问她过得好不好，还约着回山里看她。也是这年，儿子去外地上大学，老宅只剩她一人。她找了份村务工作，白天忙教学，晚上忙村务，日子满满当当，倒不孤单。
每天放学后，村里孩子总往她家跑，书包一放就围着问作业。她搬来小凳子，让孩子们坐成圈，一道题一道题讲，举一反三，直到全懂才罢。夕阳透过窗户，落在孩子们的作业本上，也落在她发梢——不知何时，她头发掺了白丝，像山里冬天的霜。
30年过去，锦斗镇的映山红照旧年年开，达埔镇的山风仍吹着老宅的屋檐。她站在讲台上，从十六岁姑娘变成孩子们眼里的“徐阿姨”。有人问她后悔吗？她笑着摇头：“孩子们把我的梦续上了——他们考上高中、念了大学，走出大山，这比什么都强。”
傍晚，她坐在院子里，看孩子们背着书包回家，山路上的影子拉得很长。月亮慢慢爬上山头，清辉洒在老宅院墙，也洒在她曾走过的小路上。她像山里的树，扎根这片土地，根须扎进泥土，枝叶伸向天空，为孩子们挡风雨，也撑起一片看得见远方的天。山月无言，却把她的故事，映在三尺讲台上，也映在每个被她照亮过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