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城南，一条寻常巷陌，青石板上踏着今人的鞋印，却印着古人的心事。拐角处，一座老宅静默地立着，门楣上“李贽故居”四字已有些斑驳。游人不多，三三两两，多是匆匆一瞥便离去。我独在院中那株老梅下伫立良久，仿佛听见枝丫间还夹着四百年前的笑声——那种带着讥诮与悲凉的笑。
李卓吾先生当年曾否在这般院落里踱步？我的眼前仿佛看到一位七旬老人，须发皆白，生就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看人时总带着三分讥讽七分怜悯。那时节，理学先生们峨冠博带，捧着《四书集注》如同捧着天宪；心学门徒们闭目静坐，在“致良知”三字里兜转如磨坊驴子。偏是这位老书生，将髡发留须，僧不僧俗不俗，在儒释道之间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险径。
他竟敢直言“六经不过是史官过分的赞美之语”，将圣贤经典拉下神坛；又宣称“童心即真心”，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喧嚣中为人的本真张目。最让人觉得怪异的，是他对至圣先师的态度——“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这话在万历年间，简直是霹雳。我摩挲着展柜里《焚书》的复制本，纸页间依稀可见当年火气。这部被道学家们斥为“离经叛道”的奇书，其实不过说了些实话：圣贤也会错，经典未必全，人人心中有杆秤。但实话往往比异端更可怕，因为它动摇的是思考的惰性。
展厅角落里，投影仪循环播放着《藏书》的电子页。这部“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史论，今日看来仍有振聋发聩之效。他将陈胜与汉武帝并列“英雄”，称武则天为“圣主”，在“帝王家谱”的正史体系外另立评价。这哪里是在修史，分明是在历史的长廊里点起一盏盏刺目的灯，照得那些冠冕堂皇的面具都现了原形。我忽然想，若先生生于今世，大约会在互联网上开个专栏，发些惊世骇俗的言论。
后厢房复原了书斋景象。案头砚台似留墨痕，仿佛主人方才离席。万历三十年（1602），就是在这里，七十六岁的李贽被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史料记载他病中见逮，“力疾起行”。我凝视着那把空荡荡的藤椅，恍惚看见老人从容整衣的模样——他早知有此一日。《焚书》之名，本就是一种预言。在思想成为罪证的时代，清醒者注定要走上祭坛。
京师镇抚司狱中的最后一幕，被史官写得极简略：“一日，呼侍者薙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读至此，我总不免掩卷。这哪里是畏罪自尽，分明是以颈血为墨写的绝笔。那把剃刀划过咽喉的瞬间，划开的何尝不是一道思想史的裂隙？侍者回来见状惊呼，垂死的李贽竟以指蘸血，在地上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这七个血字，至今仍在叩问每个到访者：当思想与权力狭路相逢，你当何为？
出故居时，暮色已浸透檐角。门口卖纪念品的小贩正收摊，塑料做的“李贽名言书签”在纸箱里哗哗作响。斜对面新开的咖啡馆飘来拿铁的香气，几个穿汉服的姑娘在自拍。李卓吾若见今日场景，不知会作何感想，或许会叹一句“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焚之可也”？
归途中经过府文庙，朱漆大门紧闭，孔子塑像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威严。我忽然记起李贽评《论语》的话：“读之者以为圣人言行无非天理，不知圣人亦人耳。”这话如今印在学术论文里供人引证，早已消尽了当年的锋芒。
四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上有过多少李贽？有的被火烧了，有的被水淹了，有的被时间泡软了。剩下的几个名字，只有那个真实的、矛盾的、尖锐的李卓吾，在历史深处静默无语，尽管他的故居修缮了，他的著作再版了，他的塑像也立在了学术殿堂——但他仍然是鲜为人知的一个孤独者而已。
夜色渐深，我回望巷角那座老宅，已隐没在霓虹照不到的暗处。忽然懂得，李贽留给后人的，不是某种学说，而是一种站立的姿态：在芸芸众生中直立，在喧嚣声浪中独语，哪怕以咽喉对着刀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