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个值得中华民族永远铭记的时刻，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父亲身上的枪伤。那些伤疤，是子弹留下的痕迹，是刻在父亲身体上的勋章。如今回忆起来，依然是那样清晰，那样触动人心。
父亲1929年3月出生，祖籍安徽无为县。他少时家中穷困，常年为地主家放牛或捡粪。日本鬼子占领无为县后，父亲因性格争强好胜，在一次与当地保长家儿子的游戏过程中，将对方按在水田中暴揍。为了躲避责罚，他扔掉捡粪筐，连夜跋山涉水几十里，来到了无为县严桥——新四军七师的驻地，参加了当地的新四军，那年他虚岁才13岁。
我儿时，每到夏天，便能看见父亲穿着短裤，那双大腿上的四个枪伤特别醒目。那些枪伤颜色较深，有银圆大小，规则而圆，呈凹陷状，还带着些花纹。每次父亲酒后，那些疤痕的颜色就显得格外“鲜艳”。
在河埂上纳凉时，父亲总爱摸着那些枪伤，讲起那些生死一刻的故事。父亲的第一个枪伤，是在巢湖的一次对日伏击战中留下的。冲锋时，父亲的双腿被机枪子弹贯通，子弹从左大腿一侧进入，内侧穿出，再从右大腿内侧进入，外侧穿出。父亲常常说：“多亏战友们抢救及时，不然就没有你们了。”每次听到这里，我都会想象那个硝烟弥漫的战场，想象父亲在枪林弹雨中冲锋的场景，心中充满了敬意。
父亲肩胛上还有一处枪伤，那是参加孟良崮战役时留下的。虽然父亲没有直接参与攻山围剿，但他在抗击敌人援军的战斗中表现英勇。那次战斗特别惨烈，双方都打红了眼。父亲受伤后被送到后方医治，他常说，那时的救护条件已经好了很多，女医护兵对伤员照顾十分周到，营养餐经常有，还能看到女兵们的慰问演出。父亲讲述这些时，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仿佛那些艰苦的日子都变成了美好的回忆。
听父亲说，最艰苦的还是千里挺进大别山。在黄泛区，整天基本在水里度过，没有吃的，每人每天粮食定量只有二两黄豆。战友们大多得了痢疾，吃完黄豆后不消化，排出的黄豆经过雨水浸泡，还原本色，饥饿的战友看到后，也顾不得许多，又重新把黄豆塞进口中。父亲说：“那几十天根本不是人过的日子，但我们熬过来了。”每当听到这里，我都为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感到心疼，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经历了如此艰苦的岁月，却从不抱怨。
后来，父亲又多次参加战斗，从解放战争直至抗美援朝胜利，身上多处负伤。我曾多次问父亲，到底负伤多少次？身上留下多少弹片？他总是一笑而过，因为他自己也不记得了。那些伤疤，成了父亲身体上无法磨灭的印记，也成了我们心中最深的记忆。
父亲晚年生病住院，医生对X光片上的多处阴影感到吃惊。一处较大，多处较小。在随后的多次查房中，医生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父亲的尊敬。我想，那些阴影在他们眼中，不仅仅是弹片，更是父亲为国家和民族付出的见证。
20世纪90年代，国家实行殡葬改革，父亲去世后火化。在收敛骨灰时，我没有找到那枚较大的弹片，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
如今，父亲已经离我们而去多年，但他的那些伤疤，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每当我回忆起父亲讲述的那些故事，想起父亲身上的疤痕，心中就充满了敬意和感激。父亲用他的生命和鲜血，为我们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他的勋章，将永远闪耀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