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群歆
那是一段对未来美好日子充满渴望的时光——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即将吹遍神州大地。
父亲在酒厂工作，周末回家，载两桶酒糟，这是猪食，我不感兴趣。只有到了“五一”“国庆”及春节这样的日子，酒厂里才会有些不同——食堂会给加班的工人发伙食补贴，有时是几角钱，更多的时候，是换成几个白面馒头。对父亲而言，那一天的劳作，便有了一个具体而踏实的盼头。
我们兄弟妹仨，早已摸清了这个规律。于是，每当过节日的傍晚，我们便不约而同地守在了村口那棵老槐树下。眼睛，都直勾勾地望着那条镇道。暮色四合，四下里归家的喧嚷渐渐平息，炊烟的味道也淡了下去，我们的等待便愈发显得焦灼。妹妹的肚子会不争气地“咕咕”叫起来，引来我们善意的、却也带着同样饥饿感的轻笑。
终于，熟悉身影在路的尽头出现了——一个人，骑一辆28英寸加重五羊牌自行车、载两桶酒糟。那身影走得沉稳，甚至有些笨重，但我们一眼便能认出，那是父亲。我们像一群忽然被惊起的麻雀，呼啦啦地飞奔过去，在自行车后面，帮父亲推车。
回到家中，父亲也不急着洗漱，微微带着笑。他会先走到那张斑驳的饭桌旁，小心翼翼地从肩上卸下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挎包。那动作，庄重得像一个仪式。然后，他会把手伸进包里，慢慢地，掏出那个用手帕包着的、圆滚滚的物件。
那一刻，屋子里霎时安静了。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父亲的手上。手帕被一层层地打开，仿佛在开启一件稀世的珍宝。终于，那几个馒头显露了出来。它们白得有些晃眼，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柔和而温暖的光泽。它们一个个丰腴、饱满，紧紧地挨在一起，像一群熟睡的、安恬的胖娃娃。父亲的手帕上，总会不可避免地沾上几点酒糟，于是，那喷香的馒头，便带着一点酒味，那是独特的、属于父亲的味道。
父亲拿起一个，用手轻轻地拍一拍，那馒头便发出一种内里极为蓬松的、“噗噗”的声响，好听极了。他把它放在鼻子下，深深地闻一下，然后满足地叹一口气，这才开始分。他分得极公平，用拇指和食指仔细地掐算着大小，一人一块，绝不偏袒。分到他自己，往往只剩下最小的一块，或者，他只是撕下一点点馒头皮，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笑着说：“我在厂里吃过了，你们正长身体，多吃点。”父亲工作的酒厂，有潮汕著名的小曲酒饼，那是发酵的好原料，做出来的馒头别提多好吃。
我们接过那一片温热、柔软的馒头，并不立刻狼吞虎咽。我们先是用指尖感受它细腻的纹理，然后放到鼻尖，深深地吸一口气——那是一股纯粹的、粮食的甜香，是麦子最本真的、毫无杂质的味道。最后，才用门牙轻轻地磕下一点点，放在舌尖上，让它慢慢地融化。那一种甘甜，便丝丝缕缕地，从舌尖一直浸润到心里，再到四肢百骸。我们小口小口地吃着，恨不得将那滋味留到永远。窗外的夜色浓重，屋里灯光如豆，而我们围坐在父亲身旁，分享着这世上最美味的佳肴，只觉得富足而安宁。
许多年后，我尝过各式各样的点心，它们的味道复杂而精巧，却再也找不回当年那些白馒头所带来的直击灵魂的震撼。我终于明白，我们当时吃下的，哪里只是一个馒头呢？那是一个顾家的男人，用他一整天的汗水与辛劳，从生活的缝隙里，为我们抠出来的一点甜。那馒头里，有酒厂车间的潮湿与闷热，有化验室里复杂的计量与勾兑，有他脊梁上淌下的咸涩的汗，更有他那不曾、也不会说出口的沉甸甸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