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廷辉
中国唱片公司及其分支机构，是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年唯一独家的唱片出版公司，长年的采编工作，积累了大量的形式多样、种类繁多、题材广泛、品质上乘的节目。节目品类中有潮州音乐，是民间音乐的奇葩，具有独特韵味。
为满足听众学习、欣赏、研究、珍藏的需要，故此出版《中国音乐大全·潮州音乐卷》（以下简称《潮州音乐大全》）。这套节目作品多，录制的日期不同、设备不同、地点不同，主要录制人员有五位，音响质量也有差别。
潮州音乐的录制，除陈安华和苏巧筝的古筝独奏曲目视在本公司录音外，专门来潮汕录音的共有七次。第一次，1979年9月录弦乐、唢呐曲和大锣鼓。第二次，1979年11月录庙堂音乐。第三次，1980年8月录潮州喜庆音乐《万年欢》专辑。第四次，录潮阳笛套音乐。第五次，录大锣鼓。第六次，录《潮乐弦诗十大套》专辑。第七次，在决定出版《潮州音乐大全》之后补录部分曲目。
录音场地的条件，有的较好，有的较差。潮州民间音乐团的大锣鼓和庙堂音乐，是在潮州市开元寺里面录的，地方大，环境较安静。庵埠民间音乐团的潮州喜庆音乐《万年欢》等曲目，是在庵埠工人文化宫录的，地方还好。《弦诗十大套》是在共和路的汕头广播电台录的，当时录音室还没有安装吸声材料，好中欠佳。潮州音乐的大型节目是锣鼓乐，有潮州大锣鼓和笛套锣鼓，当年录音也曾有找不到较好场地的情况。例如，林运喜的大锣鼓是在汕头某乐园里面的建筑录的。建筑物的地面是圆形的，约有三百平方米；整个内部结构像游牧民族居住的穹庐。空间是半个球形，录音时音响很难处理。但大锣鼓声音大、扰民，夜间录音应远离居民区，符合条件的正好是这个“蒙古包”，只好将就用。又如，潮阳笛套锣鼓找不到更合适的地方，当年是在潮阳县城一个祠堂大门前挂了幕布录的。由于场地条件的限制，加上录制经验不足和早期设备缺少等因素，所以音响品位肯定不高。
潮州音乐有“弦诗十大套”，但能听到合奏的只有九首，没有人合奏《小桃花》。决定出版《潮州音乐大全》是1987年的事。1985年想出版《潮乐弦诗十大套》时，笔者到汕头请汕头市潮州音乐研究室主任陈美松给予指导。他很重视，组织专家、演奏家整理乐谱并排练，还请宣传部领导审查。到汕头录音时，我认为《小桃花》不能用，用提胡“领奏”不合适。因为选定潮州音乐“弦诗十大套”时提胡还没有面世，潮乐队引进提胡应该是1945年以后的事。抗战期间，广东汉乐名家饶淑枢先生花钱试制提胡，由汕头乐器厂蔡福记创制。有关提胡的情况，是笔者在广东台工作时，1978年4月10日到梅县采访饶淑枢先生所了解到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乐队已用提胡领奏了，一下子没法改，便决定出版后再改版。此后《小桃花》的改版，形式改为细乐，用三弦琵琶筝演奏。录音前在毛根先生家中排练，郑诗敏先生在现场指导。这首曲曾有工尺谱影印本注明又名《小桃红》。广东音乐和广东汉乐也有《小桃红》，为了区别起见，用《小桃花》命名。新加坡陶融儒乐社（1931年成立）金禧纪念刊，编入的影印工尺谱《琵琶劲套十二枝原谱》附有软套《小桃花》一曲。说是“软套”，但不成套，其他九首有“拷拍”和“三板”，这一首没有。把提胡主奏改为弹拨乐主奏，潮乐专家郑诗敏先生没有半点意见，或许是因为笔者的想法符合历史事实，所以他完全接纳。从传谱的情况看，琵琶有传谱，弦乐则没有。总之，《小桃花》极有可能是弹拨乐主奏的。
当年为《潮州音乐大全》补录曲目，曾请董峻先生在二弦催奏时也拉“板后”，因为拉得不好听，所以取消了。二弦“板后”最好的，是潮阳沙陇的郑六阶先生，是前辈们公认的。六阶先生左手按音与众不同，用“指节”而不用“指尖”，但快速的催奏，指法也灵活自如。二弦“板后”：二弦在音符密集的催奏中途，将接下来的几小节的密集音符，改为只拉强拍“板字”的后半拍一个音。这样处理的结果，二弦的音符疏稀零仃，其他乐器的音符密集，形成了疏密相伴的音响效果。这样的音响效果引人注目，也赏心悦耳。六阶先生的演奏，给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操作特点是：音色一致，音头音尾没有变化；音量“饱满”，不会出现头强尾弱；“长度”一致，弓毛移动的距离相同。三个一致融合，使六阶先生的“板后”首屈一指，笔者未发现其他乐手有同样的水平。
潮州音乐的乐曲文字介绍，鉴于笔者水平有限，笔墨不多。例如，笔者曾听郑诗敏先生说过，寒鸦不是一般的乌鸦。他没有写出文字，我也不敢根据“不是一般的乌鸦”便敷衍成文。后来笔者才知道，寒鸦也不是鱼鸦或寒鸭。陕西一些地方就有寒鸦，类似鸟鸦，常在江河觅食，喜欢戏水。《寒鸦戏水》一曲，确有实际情景。这套节目以后重编，希望有更加详实的文字介绍。
广州中唱已出版的潮州音乐中，有部分不是我们录制的，均未编入《潮州音乐大全》。
（注：本文为中国唱片总公司广州分公司原总编室主任、著名录音师李廷辉先生遗稿，陈喜嘉整理。）